沿着海堤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果然看见一棵巨大的榕树，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垂下的气根在夜风中轻轻摇晃。刘湘停下脚步，学了三声猫叫——喵，喵，喵。
寂静了几秒，树后走出一个男人，三十出头，穿着夹克衫，手里夹着一根烟。他上下打量了刘湘一眼，用粤语问：“新界来的？”
暗号对上了。接头人姓马，大家都叫他马仔。马仔把刘湘和陆续到达的另外六个人带上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有两个人在上岸后走散了，没跟上来。面包车在漆黑的小路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驶入了元朗的街巷。刘湘透过车窗往外看，凌晨两三点的元朗并不冷清，茶餐厅还亮着灯，霓虹灯管闪烁着红红绿绿的光，地上有报纸被风吹得翻卷。这跟内地的农村完全是两个世界。
面包车最终停在一栋旧唐楼下面。马仔下车打了个电话，回来对刘湘说：“你运气好，刘老板愿意收你。其他人等天亮再安排。”
刘富贵住在四楼。楼梯间昏暗逼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墙上贴满了招租广告和电影海报。刘湘爬完楼梯，站在一扇铁门前，深呼吸了一口气，敲了三下。
门开了。
刘富贵五十来岁，中等身材，穿着一件灰色的背心，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脸上有一种长年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精明，但眼神不凶，反而带着几分和气。看了刘湘一眼，目光从他瘦削的脸庞扫到脚上那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沉默了两秒钟，然后侧身让开：“进来吧。”
屋里不大，两房一厅，收拾得还算干净。客厅里摆着一张折叠圆桌和几把塑料椅子，墙角堆着几个大纸箱，隐约能看见里面是成捆的t恤衫。刘富贵让刘湘坐在椅子上，转身从厨房端出一碗热粥和两根油条。刘湘接过来的时候手还在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在水里泡了太久，身上还没缓过来。
“先吃，吃完再说。”刘富贵说。
刘湘低头喝粥，滚烫的白粥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冻僵的身体终于有了一点知觉。他吃得很慢，不是因为不饿，而是怕吃太快噎着。一碗粥下肚，他把碗放在桌上，抬头看着刘富贵。
“叔，我爸让我谢谢您。”刘湘用带着潮州口音的粤语说。这具身体本来就会说粤语，他继承了这一点，说起来并不费力。
刘富贵摆了摆手：“自己家人，不说这些。你爸跟我从小一起长大，他来不了香港，你来了也是一样。”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慢慢散开。“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
刘富贵点了点头，没再问什么。过了一会儿，门铃响了，是马仔。马仔进门的时候脸上带着笑，跟刘富贵说话的语气明显比对别人客气得多。
“富哥，人给你送到了，路上没出岔子，算是顺当的。”
刘富贵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一沓港币，数了二十张一百元的纸币，递给马仔。马仔接过去，手指捻了捻，确认数目无误，笑嘻嘻地揣进口袋。
“两千港币，一分不少。富哥就是爽快人。”
刘富贵面色不变：“下次有好苗子再找我。”
马仔道了谢，转身走了。门关上之后，刘富贵重新坐下来，把那沓港币又数了一遍，放回信封。刘湘在一旁看着，心里暗暗算了一笔账——两千港币，这在1980年的香港是什么概念？
他上一世做过功课，1980年的香港，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约在一千到一千五百港币之间。建筑工地的小工日薪三十到四十港币，餐厅服务员月薪七八百港币，工厂女工踩衣车一个月能赚九百到一千二。两千港币，差不多是一个蓝领工人两个月的工资，相当于一个文员一个半月的收入。刘富贵眼睛都没眨一下就给了蛇头两千港币，这说明他在香港混得确实不差——至少月收入远在这个数字之上。
刘湘想起自己在内地的时候，原身的父亲刘海在公社干一天活，工分折算下来不到八毛钱人民币。按照当时的黑市汇率，一块港币能换两到三毛人民币，两千港币就是四五百块人民币——刘海得不吃不喝干将几年才能攒下这个数。这就是差距，赤裸裸的差距，这还是官方定的汇率，实际黑市差距更大。
刘富贵见刘湘盯着信封看，以为他在好奇，便随口解释了一句：“这条线就是这个价，少了人家不干。你以为蛇头好做？买艇、打点、风险，哪样不要钱？他们赚的也是刀口上的钱，万一被水警抓到，蹲三年牢回来，什么都完了。”
刘湘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刘富贵又抽了一口烟，打量着刘湘：“你先在我这儿住下，明天我带你去办身份证。记住了，不管谁问你，你就说你是从内地来投亲的，是合法入境的，别说偷渡的事。现在政策变了，港英政府搞了个什么‘抵垒政策’，说是只要你成功到了市区，登了记就能拿身份证。你运气好，赶上了这趟车。”
“抵垒政策”刘湘知道，港英政府在1979年宣布，来自内地的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进入市区并接触到香港的亲友，就可以登记领取香港身份证，不会被遣返。这个政策从1979年一直执行到1980年10月，中间有将近两年时间，吸引了大量偷渡客涌向香港。但刘湘不知道的是——他穿越过来的这个时间点，距离这个政策结束只剩下不到一周了。
刘富贵当然也不知道。他只知道眼下还能办，得抓紧。
“早点睡，明天一早出门。”刘富贵指了指靠墙的一张折叠床，上面铺了张薄毯子，就是刘湘今晚的床铺。
刘湘躺下来，身体像散了架一样，但脑子却异常清醒。天花板上有一盏没有开的老式吊灯，灯罩上落满了灰尘。窗外远处传来夜班巴士的引擎声，间或有几声狗吠。这个城市在凌晨三四点还没有完全入睡，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在低速运转，发出嗡嗡的低鸣。
想起了陈麻子在船上说的那句话：“到了香港，你就不再是农民了。”这句话对一个1980年的内地农村少年来说，意味着身份的跨越、阶层的跃升、命运的改写。对刘湘来说，意味着更多——他知道接下来十年会发生什么：改革开放、中英谈判、香港股市大牛市、房地产起飞、大陆市场的全面开放。自己带着这些知识穿越回来，如果还不能在香江闯出一番名堂，那就太对不起这趟穿越了。
但他没有急着想这些。眼下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拿到身份证，站稳脚跟。
翻了个身，折叠床发出吱呀的声响。隔壁房间传来刘富贵的鼾声，断断续续的。刘湘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梳理了一遍明天的计划，然后强迫自己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