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晴没让铁柱跟着。她从病床上下来，穿上拖鞋，把病号服的下摆拽了拽，捋平了皱褶。铁柱在身后问“要不要我陪你去”，她说“不用，你在这等着，我马上回来”。语气像她去的不是医生办公室，而是去走廊尽头接一杯水。铁柱没再跟，他坐在陪护椅上，手里拿着那本《活着》，翻到折角的那一页，没看。他的目光在书页上，耳朵在门外。
医生办公室在走廊的另一头，十步远，她走了很久。不是因为距离远，是因为她每走一步都在想——如果是坏的怎么办。不是没想过，从住院那天就在想。胃镜做完的那天晚上，她趁着铁柱去买饭的空档，自己把检查单翻出来看了一遍。上面的字她都认得，但连在一起看不懂。她看着那些专业术语，像看一封用外语写的信，每个字母都认识，拼在一起不知道什么意思。她把单子折好放回床头柜的抽屉里，抽屉关上的时候故意用了点力，怕铁柱回来注意到她动过那个抽屉。
王医生的办公室门开着。苏晴敲了一下门框，王医生抬起头，摘下眼镜，用眼镜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苏女士，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王医生推了推眼镜，把报告单转过来给她看。苏晴没看报告单，她看着王医生的脸。做医生的脸上都有一种职业性的平静，那种平静比任何表情都可怕——因为它不告诉你答案，让你猜。她猜了好几秒，王医生开口了。“胃部有恶性肿瘤，中期。”
苏晴的手指掐进膝盖里。不是疼，是想确认自己还坐在这里。她坐在椅子上，手放在膝盖上，指甲掐进肉里，透过裤子薄薄的面料，膝盖骨上有四个浅浅的月牙印。
“能治吗？”她的声音比她预想的要稳。
“能治。”王医生把报告单翻到第二页。“需要手术切除部分胃，配合化疗。手术我们请外科的周主任来做，他做过很多例这样的手术。化疗方案要等术后病理出来再定。”他顿了一下，看着她。“五年存活率大概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一半的几率活着，一半的几率死。抛硬币，正面死，反面活，硬币在空中转，你伸手接住，揭开——死还是活？不能作弊，不能重抛，不能赖账。硬币落下来，你接住，手心里是凉的，不知道哪一面朝上，不敢看，但不能不看。
苏晴看着王医生的脸，王医生也看着她。这个沉默很短，但两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苏女士，你家属在吗？我们需要跟他们沟通治疗方案。”王医生把眼镜戴上，摘下，又戴上，这个动作他大概做了几千遍了。
“不用，我自己能决定。”苏晴站起来。腿没有软，膝盖没有抖，她站得很稳。“什么时候手术？”
“越快越好。”
“那安排在这周吧。周几都行，越快越好。我公司还有事，不能拖太久。”王医生看了她一眼。他见过很多病人在这一刻的反应——有哭的，有瘫的，有拉着他的手说“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我”的，有打电话给家里人骂的。苏晴不哭不闹，不骂人，不拉手。她站起来，自己决定手术时间，说“越快越好”，说“公司还有事”。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和他讨论天气预报差不多。
苏晴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没有直接回病房。她不想回去。不是说不想面对铁柱，是不想让他看到现在的自己。她不知道自己的表情是什么样的，也许正常，也许不正常。不正常的话他看得出来，他看人很准，看她的表情尤其准。
走廊的长椅是塑料的，浅蓝色，凉。她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和刚才在王医生办公室里的姿势一样。手没在抖，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甲涂着淡粉色甲油。早上起来涂的，昨晚指甲油在床头柜里，她拿出来涂了两层，第二层还没干透就套上了病号服。她不知道为什么要涂，也许是想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病人。
走廊里人来人往。一个老太太被推过去，插着管子，鼻子里、手上、身上，到处都是管子。管子是透明的，里面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掉，速度很慢，像是在数时间。老太太的眼睛闭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了。她的子女跟在推车后面，一男一女，女的在哭，男的没哭，眼眶红着。他们穿着普通的衣服，女的穿着一件深蓝色棉袄，男的一件旧夹克。他们在走廊里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女的不哭了，擦了擦眼泪，看了她一眼，又转过去了。
一个中年男人蹲在墙角哭，手里攥着一沓报告。他是从医生办公室出来的，比苏晴早几分钟，他出来的时候是走着的，走到走廊拐角就蹲下了。没声音，肩膀在抖，手上的报告被攥出了深深的折痕。没有人去扶他，他的家人也许还没来，也许来了，没看到他。他蹲在那里，像一堆被雨淋湿的衣服，本来是撑着的，撑不住了，塌了。苏晴看着他。她认识那些报告单的样式，和她的差不多。他的报告单上的字她没看到，但不用看也知道——不是他想要的。
她想起王医生说“五年存活率大概百分之五十”的时候，嘴里发苦。不是药苦，是那种从胃里反上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苦。
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诺基亚，银灰色的，翻盖。手指搭在键盘上，拨了几个数字，删了；又拨，又删。打给铁柱——告诉他“我得了癌症”，他会哭。他这个人哭的时候不吭声，眼泪往下掉，下巴在抖，嘴闭着，不出声。她见过一次，再也不想见第二次。打给表嫂——告诉她“我可能要死了”，她也会哭，会自责，会说“都怪我，让你累着了”，不怪她。谁也不怪。怪命。命把你按在这里，你就跪着；命让你站着，你就站着。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由不得你。
苏晴把手机放回口袋，站起来走了。走了三步。又坐下来。
她说“不打了”，声音有点哑。旁边的老太太看了她一眼，不知道是在跟她说话。她的嘴唇在动，也许在跟她说话，也许只是在自言自语。“我自己扛。”她对空气说。空气没回答。
苏晴推门进病房的时候，脸上挂着笑。那笑不是装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她知道自己挤的时候嘴角会先往两边拉，再往上提，提的时候鼻翼会微微扩张。她知道这些，因为她在镜子里练过，在公司练过，在饭局上练过。她以为铁柱看不出来。
“怎么样？”铁柱从椅子上站起来，书放在床上。
“胃溃疡，有点严重，要住院治疗。”苏晴躺回床上，把被子拉到腰际。她的动作很慢，像在放慢镜头，慢到铁柱以为她不舒服。“还有点贫血，营养不良，免疫力低。医生说住几天，输输液，吃点药，调理调理就好了。”
“那就住院，我陪你。”铁柱把椅子往前挪了挪。
“不用，你回去上班。”苏晴拿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她皱了皱眉。“工厂不能没人，工地也不能没人。婉清一个人撑不了太久。她白天跑工地，晚上来医院，我看她黑眼圈都出来了，再这样下去她也要住院了。”
“我不走。”铁柱的声音不大。
“铁柱，你听我的。”苏晴看着他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那种“我已经决定了”的光。“你回去，把该做的事做好。我在这儿有医生护士，没事的。你天天在这坐着也帮不上忙，还不如回去把厂里的事管好，把工地的事盯好。婉清一个人撑不住，你帮她撑着。”
铁柱沉默。
“你回去帮我看着婉清，别让她太累。”苏晴说。“过几天我好了就出院。又不是什么大病，胃溃疡而已，养养就好了。”她的声音很轻。
铁柱点头。“那我每天来看你。”
“好。”苏晴说。每天来看你——她算了一下，一天来一次，一次待一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三百六十五小时。她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个三百六十五天。不能想，想了就过不下去了。
铁柱走了以后，苏晴靠在床上，闭着眼睛。护士来打点滴，针扎进手背，她没觉得疼。手背上的血管已经很细了，护士找了半天，拍了又拍，血管才鼓起来。针头刺进去的时候，她看着那根针。
“苏女士，你的家属呢？”护士把点滴调好，记录了一下滴速。
“有事回去了。”苏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水渍。
“你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我自己签。”
护士看了她一眼。这个年轻女人，白皮肤、大眼睛、嘴唇有点干。她穿着病号服，头发散着，和前两天来办住院的时候判若两人。那时候她穿着黑色风衣，高跟靴，拉着行李箱，像出差，不像住院。现在她躺在病床上，手背上扎着针，脸色苍白，不化妆了，不是那个苏总了，是一个普通的病人。护士没说什么，推着车走了。
苏晴拿起床头柜上的《读者》。翻开一页，第一篇散文，标题是《母亲的厨房》，写母亲在厨房里做饭的背影。她看了一段，又读了一遍。每一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不知道在说什么。她翻到第二篇，写一个老人在公园里喂鸽子，看了一段又不知道在说什么。把书合上放回去，书皮皱了一角，不知道什么时候压的。
她想起铁柱的脸。他的脸是年轻的，干净的，充满希望的。他刚来江城的时候不知道公交卡怎么刷，不知道电梯门怎么开，不知道西餐的刀叉怎么用。现在他知道了，他学会了很多，学会看报表，学会管成本，学会和客户谈判。他学会了那么多东西，却还没学会一件事——没有她，他怎么办。
“赵铁柱，如果我真的死了，你会难过吗？”她问。声音很小，小到隔壁床的老太太听不到，但隔壁床的老太太出院了，新病人还没来，病房里只有她自己。
“会的。”她自己回答。
“那你以后怎么办？”
“找个人结婚，过日子。”她替铁柱回答。铁柱不会找的，她知道。他这个人嘴笨，心更笨，认定了一个人就不会换。他能用一把锤子敲几年，能用一双鞋穿到烂，能对她好一辈子。他不会找别人。没人比她好了。这不是自恋，是事实，他对她说过“没有比你好的”。
苏晴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了。
一个人住在病房里，隔壁床空着，对面床也空着。三人间只有她一个病人，护士说这两天床位不紧张，等有新病人再安排。她不知道“新病人”是什么意思，也许是等着做手术的，也许是做完手术转过来的，都是和她一样的人。她把枕头竖起来靠在床背上，把被子拉到胸口，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纸和笔。纸是白纸，裁过的，A4纸的四分之一大小，她平时用来记东西、写备忘录。笔是圆珠笔，蓝色的，笔杆上印着“晴光食品”四个字。
她开始写。
第一步，公司交给铁柱。他不懂财务，没关系，可以学；他不懂管理，没关系，也可以学。他学什么都能学会，他已经学会了很多。她只需要把账目理清楚，把客户关系交代明白，把供应商的联系方式留给他。剩下的他自己会走。
第二步，房子留给奶奶。写“奶奶”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奶奶一个人住在老家，那间老房子下雨天会漏水，她说过好多次要接她来江城，奶奶不肯。“住不惯，城里买菜都要走半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奶奶说。她没再坚持，她想给奶奶留一套房子，不是让她住，是让她安心，让奶奶知道她孙女在这座城市有一间屋。屋在，人也在。
第三步，存款分成三份。奶奶一份，够她养老。铁柱一份，不多，但够他撑一阵子。婉清一份，她的公司刚起步，需要钱周转。她把数字填上去，四十八万七千，这是她全部的存款。三分之一就是十六万两千三百三十三块三毛三。她写的时候算了一下，三除不尽，余数挂在纸上，像一道没做完的题。
她写了很多，纸不够了，翻过来写在背面。写到“把公司交给铁柱”的时候，想到铁柱坐在这张椅子上握她的手的样子。拇指在她手背上蹭，一下一下的，很轻。他的手指粗，指节大，虎口有茧子。她那时候想抓住他的手，说“你别走”。没抓到，他坐了一夜。
写到“把房子留给奶奶”的时候，想到奶奶站在村口送她的样子。奶奶穿着一件灰布褂子，头发白了，腰弯了，手扶着一根木棍，不是拐杖，是一根削了皮的树枝，她说“等奶奶好了，去江城看你”。奶奶一直没来，不是腿不好，是怕给她添麻烦。奶奶不麻烦，她不怕麻烦，她怕奶奶走了。
写到“婉清”的时候，笔尖又顿了一下。婉清是她最好的朋友，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人。她一个人，没孩子，没丈夫，公司刚起步，前夫欠了一屁股债。她帮她还过债，帮她开过公司，帮她画过图纸。她帮不了她一辈子了，能帮一天是一天，帮不动了，把存款留给她，让她把日子过好。铁柱和婉清如果在一起——她没写下去——笔尖在纸上戳了一下，没写。
写了一半，她看着那些字，歪歪扭扭的，有些字写得潦草，笔划连在一起，认不清。她把纸从本子上撕下来。纸的边缘毛了，有几根纸屑黏在指腹上。她把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纸团在桶里弹了一下，滚到桶底，不动了。她揉了揉眼睛，把被角拉好，关了灯。
“苏晴，你还没死呢。想这些太早了。”她对自己说。
黑暗中，她睁着眼睛。眼珠在眼眶里转，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什么也看不见。天花板在黑暗里消失了，灯也灭了。她能看到的就是黑，像一块大布把她蒙住了。
她想起铁柱的脸。不是现在这张——嘴唇干裂，眼眶发青。是第一次在办公室见到他的那张脸，白衬衫，黑裤子，一米八八的个子，站在门口，像一棵笔直的白杨。他的眼神干净，不闪躲，不讨好。她多看了他几秒，他也没躲。她那时候想——这个人，眼睛不躲。后来她知道了，他不仅眼睛不躲，他什么都敢挡。她挡不住他。她想过赶他走，让他回车间，让他离她远一点。做不到。他在她旁边，她心安；他不在，她心慌。心慌的时候，她会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从落地窗走到门口，从门口走回落地窗。
她在黑暗中翻了身。
“赵铁柱，你知道吗？”她的嘴唇在动，没有声音，空气从唇齿间流过去，像风穿过空旷的房间。“我不怕死。我怕你哭。”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由远到近，由近到远。有人在查房，推车轱辘的声音从门口滚过去。她听到护士在隔壁房间敲门，“量体温了”，然后是“啊——”的一声，在量体温了。
她闭着眼睛。明天，她要对铁柱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感觉怎么样？她要说“好多了”，要大点声说。声音小了，他会不信。他这个人不信你的时候不会说“我不信”，他会看着你，看着你，看得你心虚。
她心虚了。手伸进枕头下面，摸到手机。屏幕亮了，没有新消息。她把手机塞回去，翻了个身。
夜晚很长，但总会天亮。她等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