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陈建国站在沈清禾家楼下，手里捏着一根还没点的烟。楼道口的声控灯坏了，只有楼上几扇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他听见楼道里传来脚步声，沈清禾穿着旧棉袄下来，头发随便扎着，眼圈发青，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翻了一夜。”她把信封递过来，手指在封口处摩挲了一下，“我妈的东西我翻过很多次，但这个信封我从来没见过。她把信封塞在旧褥子的夹层里，封口用透明胶带粘过好几层。”
陈建国接过信封，借着路灯的光看。牛皮纸已经泛黄，边角磨损，封面上没有字。他正要打开，沈清禾按住了他的手。
“背面写着字。”她声音发哑，“‘别拆’。”
陈建国翻过信封，果然看见一行钢笔字——蓝色墨水，笔画用力，但写得工整。“别拆”两个字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赵月娥，1998.7.16，活动中心门口。”字迹的运笔习惯和处分通知上的签字很像，都是那道拖得很长的竖折。
“你拆了？”
“拆了。”沈清禾把手缩回去，“我犹豫了一夜，最后还是拆了。我怕打开之后，我跟我妈之间最后一件事也要变了。”
陈建国没说话，小心撕开封口。透明胶带粘得很紧，他用指甲一点点掀开，生怕撕坏里面的东西。信封口一开，一张照片滑了出来。
照片是那种老式的彩色相纸，边角已经发黄卷曲。台阶上站着两个人——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背影，身形消瘦，头发盘在脑后，正弯腰看一张单子；另一个穿灰衬衣的男子，侧面对着镜头，正往台阶下面走。
灰衬衣男子的脸被一处污渍遮住了大半。污渍像是手指按上去的，模糊不清，只能看见右耳的轮廓——耳廓上有一道明显的旧疤。
陈建国从口袋里掏出放大镜，把照片凑到路灯下仔细看。疤痕的边缘已经和皮肤融为一体，不是新伤，至少是几年前留下的。
他盯着那道疤痕看了很久，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道疤他见过类似的。
“你爸的耳朵上有没有疤？”他问沈清禾。
沈清禾愣了一下：“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我妈说他出生前就死了。”
陈建国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只有一行字，跟信封上的笔迹一致：“赵月娥，1998.7.16，活动中心门口。”
“你妈有没有说过1998年7月16日发生过什么事？”
“没有。”沈清禾摇头，“但她那年辞职之后，心情一直不好。我记得那年夏天特别热，她带我去义和路买西瓜，路上碰到一个人，她拉着我转身就走。我问她是谁，她不说。”
“什么样的人？”
“我没看清。只记得那个人穿灰衬衣。”沈清禾的声音越来越轻，“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爸还活着，他是不是也爱穿灰衬衣。”
上午八点，陈建国和周磊到了活动中心配电箱前。配电箱在走廊尾号03位置，铁皮外壳已经锈迹斑斑，锁扣处有多次撬动的痕迹。
他把第一把钥匙插进锁孔。钥匙刚进去就卡住了，转不动。他拧了几次，锁芯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就是不肯动。
配电箱门开了。
箱子里没有电线。只有一只灰白色的布口袋，手工缝制的，边角已经磨出线头。陈建国伸手进去，摸到里面装着东西。他小心地抽出来，是三张单据。
第一张是一张内部放行条，纸张发黄，边缘有虫蛀的小洞。内容写着：“清江县医院内部放行——准许沈母（清洁工）于1998年7月14日离岗，有家属陪同方可放行。经办人：赵月娥。”放行条的右下角盖着行政科的章，但章印模糊，只能看清“行”字。
第二张是一份空白处分通知。抬头是清江县医院行政科，内容栏是空白的，只签了一个名字——赵月娥。签名下面是日期栏，空着。
第三张是一张纸条，边缘被撕得很整齐。上面写着一个银行账号和一行字——“每月十五号，二百，别留名。”字迹用铅笔写的，笔画很轻，像是写的人怕用力太重会戳破纸。
陈建国翻过纸条，背面有一行铅笔字——“陈”，笔画很轻，只写了一半就停了。像是写的人突然意识到不该写，握笔的手停住了。
周磊凑过来看了一眼：“这是转账给谁的？”
“沈清禾她妈。”陈建国把纸条小心夹回单据里，“赵月娥在替人给她妈钱，每个月十五号，二百块。”
“替谁？”
陈建国没回答，把三张单据装回布口袋里，又检查了一遍配电箱里面。箱体的角落有一块小木板，像是被钉上去的。
“朱师傅说的那条线，就是从这个配电箱出去的。”陈建国说，“有人从这个配电箱里拉了一条电话线，直接通到妇产科走廊。”
下午两点，银行柜台前，苏晚拿着合规查询材料等着。她穿了一套深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表情严肃。柜员看了她的材料三遍，才不情不愿地调出账户信息。
账号开户人是清江县百货站，1998年8月开户，从8月起每月十五日存入二百元，连续存了四十四个月，没有中断。最后存入日期是2002年3月15日。
“百货站1997年就关了。”苏晚把流水单翻到背面，“钱是通过另一个账户转来的。转出人签名叫吴会计。”
“还在吗？”
“死了。2005年去世。”苏晚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复印件，“这是银行留底的一份说明书。吴会计手写的，内容很短。”她把复印件递给陈建国。
复印件上的字迹潦草，但能看清楚：“这钱是替人存的，存到人说停为止。别问我替谁。收了钱办事，多余的我不问。”
苏晚补了一句：“吴会计的家属说，他生前从来不提这事。他老婆只知道他每个月要去存一笔钱，但不知道存给谁。他临终前把一张纸条塞进火炉里烧了，什么也没说。”
陈建国把流水单翻到最后一笔。2002年3月15日，备注栏写着——“够了，停。”字迹跟纸条上的铅笔字不一样，是蓝色墨水的圆珠笔，笔画很稳。
他算了算时间：2002年3月，就是沈清禾考上卫校那年春天。钱是在她知道被录取之后就不再存了。
“这个人一直在暗中资助沈清禾念书。”苏晚说，“从她读小学开始，每个月二百，一直供到她考上卫校。”
“是谁？”
“要么是她爸，要么是她妈之前的人。”苏晚把流水单收回文件袋，“吴会计说是替人存的，那一定有个背后的人。”
傍晚六点，车里三个人碰头。车停在义和路的一条巷子里，路灯还没亮，天色暗得很快。
陈建国重新把那张照片压到灯箱上，用放大镜看侧脸区域。疤痕清晰可见——一条从耳廓延伸到耳垂的旧刀疤，边缘的肉已经愈合，但形状清晰，像是用刀划开的。
他想了想，掏出手机给朱师傅打电话。
朱师傅接了，声音里带着炒菜的噼啪声：“又怎么了？”
“朱师傅，我问您一个人。”陈建国说，“老沈——沈清禾她爹——他的右耳廓上有一道旧刀疤，是不是？”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炒菜的声音停了。
“你怎么知道的？”朱师傅的声音变了调，“老沈的右耳确实有道疤，是九七年秋天的事。那年他帮医院修水管，被铁皮割的，流了不少血。我亲眼见的，他捂着耳朵跑到后勤科，血从指缝里往地板上滴。”
“他后来人呢？”
“九八年春天还在义和路修水管。后来就不见了。”朱师傅说，“姓沈，个子不高，话少，一天到晚抽烟，穿灰衬衣。他干活的时候烟从不离手，叼着烟修水管，烟灰掉进水里滋滋响。”
陈建国的手指握紧手机：“照片上那个人，就是老沈。”
电话那头没声音了。
“朱师傅？”
“建国的。”朱师傅的声音突然哑了，“老沈不是沈清禾她爹吗？”
“沈清禾说她爸在她出生前就死了。”
“扯淡。”朱师傅说，“老沈九八年春天还在义和路修水管。我还跟他喝过一顿酒，他说他女儿在县城读书，成绩好，以后要考卫校。”
陈建国挂断电话，把手机扔在副驾上。他翻过照片，看着背面那行字——“赵月娥，1998.7.16，活动中心门口”。他想起了赵月娥的调岗申请日期——1998年6月29日。沈清禾母亲的处分在7月16日之后。这两件事撞在一起，一定不是巧合。
他从手套箱里翻出一本旧黄历，翻到1998年7月16日那一页。阴历六月初九，星期六。
苏晚在旁边说：“星期六，行政科不上班。”
陈建国把这天对应的银行流水翻出来：1998年7月16日，账户存入第一笔钱，金额不是二百——是五百。
备注栏写着三个字：“封口费。”
他把三个字念出来的时候，车窗外路灯突然亮了，橘黄色的光照进来，打在三人脸上。三个人谁也没说话。路灯的光在地面上投出一个影子——是个人形，站在车前，一动不动。
陈建国抬头看去，看见一个人影站在路灯下，穿着灰衬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