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沙镇回来的长途汽车上，陈建国一直没睡。
车窗外的田野在暮色里变成深灰色，偶尔有亮着灯的农舍滑过去，像火柴头一亮又灭。车厢里有人打鼾，有人小声说话，引擎嗡嗡震着座椅。
陈建国靠着车窗，手指隔着外套口袋按着那张纸条。
纸条很薄，被他的体温焐得有些发软。可里面那几行字压在心口，比一摞砖还重。
车到了省城长途站的时候，天已经全黑。
车站灯亮着，昏黄灯泡把候车室照得灰蒙蒙的。几个拉客的旅店大姐在出站口喊“住宿住宿——有热水有电视——”，声音在空旷的站前广场上散开，又被秋天的风搅成一团。
陈建国没有理会那些人。他低着头快步穿过广场，沿着街边走了一段路，在一根路灯下面停下来。
路灯的光发黄，带着一圈雾似的光晕。
他站在光里，把林秀珍给的纸条掏出来。
纸上是她的字，比写给他的那封信潦草得多，显然写得很急。有些笔画重得几乎划破纸背，有些字又挤在一起，像写字的人一边写一边听外面的动静。县医院、空白表、红色档案袋、三份病历、刘桂芳、周叔，这几个词没有顺序，却像几枚钉子，把那天夜里的事钉在纸上。
陈建国把这几行字拆开，在脑子里重新排列。
第一，林秀珍确实被赵卫东带去了县医院。
第二，妇产科那里出现过空白表和红色档案袋。
第三，档案袋里不是一份记录，而是三份病历。
第四，刘桂芳反对过，说明这件事不是正常流程。
第五，那个“周叔”在场。
周永年。
这条线终于从物资局、县供销社，接到了县医院。
陈建国把纸条折好，放回口袋。然后站在路灯下面，把脑子里所有信息重新排列了一遍。
赵卫东为什么要把那些记录带走？
不是为了销毁。如果只是想销毁，当场烧了就行。带走意味着那些记录还有用。要么能要挟别人，要么能替别人遮掩，要么两者都有。
而一个二十出头的赵卫东，没能力让医院主任闭嘴，也没能力让县医院的病历绕过正常流程。
他背后一定有人。
陈建国站了很久，久到有个路过的老大爷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觉得这个年轻人站在路灯下面发呆的样子不太正常。
他没有理会那道目光。
秋风从站前广场吹过来，带着灰尘和汽油味。他把外套拉链拉到顶，把手插进口袋里，朝学校方向走去。
他需要跟周磊碰个头。
路过柜台时，他还是停了几分钟。
周磊把这两天的账本压在玻璃柜下面，见他回来，先把账本推过去。维修费、零件钱、压货款，一笔一笔记得不算漂亮，但数字都对得上。陈建国翻到最后一页，看见账面上多了七十六块五毛，又看见旁边夹着几张待付的进货条。
他把白沙镇车票、邮票和晚饭钱也记了上去。
周磊看得皱眉：“这也记？”
“记。”陈建国把笔帽扣上，“旧事要查，活钱也要转。账不清，人就会慌。”
他把下周要补的小电器砍掉一半，只留下保险丝、插头、电线和两只常用表笔。现在不能贪大，柜台要稳住，查线索的钱也要有出处。周磊看着那几行字，没再劝，只把账本重新收好。
第二天一早，陈建国去了自行车棚后面的夹道。
他到的时候，周磊已经在那里，蹲在一辆破二八自行车的后轮旁边，手里拿着一截树枝在地上画圈。看见陈建国过来，他站起来，把树枝扔了。
“怎么样？”
陈建国没有马上回答。他先往夹道两头看了一眼，确认没有人在附近，才把那张纸条递过去。
周磊接过去，看完以后眉头皱起来。
“周叔？”
“周永年。”
“你确定？”
“林秀珍见过的人不多。赵卫东能叫周叔，又能坐在县医院妇产科的小办公室里压事，除了他，不会是别人。”
周磊把纸条还给他，低声骂了一句：“这事比我想的深。”
“深的不是医院。”陈建国靠在车棚铁柱上，“是医院后面的人。”
周磊想了想，说了一句让两个人都沉默的话：
“因为那不只跟赵卫东一个人有关系。”
陈建国看了他一眼。
这句话是对的。
赵卫东98年的时候才二十出头，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在医院里搞空白表、调主任、带走病历这一套。他背后有人。而被带走的那三份记录，可能牵涉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刘桂芳调到哪里去了？”陈建国问。
周磊摇头：“没打听到。只知道上个月从县医院调走了，人不在省城。”
“不在省城？”
“对。有人说回了老家，也有人说被借到省里协调旧档。说法不一样。”
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
“县医院那边还有谁在？”
“98年妇产科那边的老人，能搭上话的不多。”周磊说，“我打听到一个化验室的老李，叫李国平。当年是他签化验单。”
陈建国停了一下。
化验室。签化验单。
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被带走的记录里，不可能只有病历和手术记录。血检、尿检、术前检查，所有这些东西都会留下副本。只要副本还在，就会有签字。
“李国平还在县医院？”
“在。”周磊说，“我前天专门去了一趟。”
陈建国看着他。
“你怎么不早说？”
“我想先摸清楚再告诉你。”周磊说，“李国平这个人不好搞。他在县医院干了几十年，什么没见过。你要是直接去找他，他不会开口。”
陈建国知道周磊说得对。一个在县医院干了几十年的化验室老职工，早就学会了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但他也知道另一件事——李国平是目前唯一一个还在县医院里、可能碰过那条线的人。如果连他也不说，这一年的事就真的没人能说了。
“他有什么弱点？”
“有。”周磊说，“他儿子在物资局下面一个仓库当临时工，干了五年还没转正。”
陈建国没有再说话。
墙上的红砖有些松了，砖缝里长出几根枯草，在风里摇了摇。他看着那几根草，心里把李国平这个名字记了下来。
他需要一个办法，让那个化验室的老李开口。
上午第三节没课，陈建国去了图书馆。
他没有借书，也没有去阅览室。他去了图书馆二楼的一个角落——社科期刊室外面有一排长椅，平时没什么人。他坐在那里，把林秀珍给的信息和周磊查到的信息放在一起梳理。
现在他手里有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林秀珍给的——98年7月，县医院妇产科，空白表，三份病历，赵卫东带走红色档案袋。
第二条线是周磊查到的——周永年跟赵卫东父亲的关系，省城牌照的车，县供销社的背景。
第三条线是他自己听到的——灰砖楼后面的院子，那个穿中山装的人，赵卫东在墙那边说“你老子交代过”。
三条线目前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但它们还没有交到一个点上。那个交点需要一个人来引出——要么是化验室的老李，要么是调走的刘桂芳，要么是藏在某个角落里的那叠被带走的记录。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张纸条。
纸还温热。是他体温焐的。
他把纸抽出来，又看了一遍“赵卫东带走”这几个字。
然后他合上纸，站起来，走出图书馆。
他没有回宿舍。他往校门口方向走去。他要去邮局——给清江县白沙镇寄一封信。收信人写的是林秀珍的名字。
信里只有一句话：
“刘桂芳调去哪里了？”
信封封口前，他又多塞进去一张空白邮票纸。
纸上写着第二句话：
“如果有人问起我来过白沙镇，别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