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外头传来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妈，我上班去了啊，今儿个第一天报到，不能迟到。”
林月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这个声音她太熟悉了，熟悉到即使过了三十多年，即使她经历了从警校到刑侦队长的全部人生，这个声音依然能让她瞬间回到七岁那年的冬天。
那是她父亲的声音，林建国。
但又不完全一样。
这个声音更年轻，更明朗，没有后来那种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疲惫感，没有那种——她忽然哽住了——没有那种在派出所值班室里对着亡妻照片沉默不语时的沙哑。
她父亲林建国，当了二十三年警察，从辅警干起，后来转正，最后在派出所副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
她一直觉得自己当警察是受父亲影响，但父亲从来不跟她谈案子，也从来不支持她考警校。
她大学毕业那年，父亲坐在她面前抽了一整包烟，最后只说了一句：
“你要真想干，爸也拦不住。但你要记住，当警察不是你小时候看电视剧那样，一集破一个案子，结尾还有人说谢谢。真正的警察，一辈子都在跟灰暗打交道。”
后来她才明白父亲这句话的分量。
门被推开了，走进来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警服——不，不是警服，是协警制服，肩章不一样，臂章也不一样。
但人是一样的，眉眼清俊，身材瘦高，头发还有点长，盖住半边额头，看上去不像个警察，倒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林月的眼眶猛地热了。
她见过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那张黑白照片一直夹在母亲的老相册里，被翻得起了毛边。
照片上的林建国站在派出所门口，笑得像个孩子，身后是“为人民服务”的大牌子，阳光打在他脸上，年轻得不像话。
后来那张照片的边角被眼泪洇湿过，不知道是她还是父亲。
林建国注意到炕上的小女孩醒了，走过来摸了摸她的额头：“姑娘醒了？爸今天第一天上班，你在家乖乖听奶奶的话，晚上爸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林月张了张嘴，想说话，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了三十岁的父亲，看着他还没有被岁月刻上皱纹的脸，看着他还没有变浑浊的眼睛，忽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怎么啦？”林建国蹲下来，跟她平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林月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但发出的那个声音让她自己都愣住了——奶声奶气的，带着六岁孩子特有的软糯，和她在审讯室里不急不慢的声调判若两人：
“爸，你第一天上班？”
“对啊。”
“什么单位？”
林建国被她这个老成的问法逗笑了：“铁城分局铁西派出所，以后爸就是警察了，能抓坏人了。”
铁城，铁西派出所。
林月的大脑飞速运转起来。
铁城是东北的一个地级市，因煤而兴，因煤而衰，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之后，城市经济一路下滑，人口流失严重，治安状况也随之恶化。
2008年正是铁城治安最乱的时期，下岗工人多，外来人口多，刑事案件发案率逐年攀升。
铁西派出所，是铁城最大的派出所，辖区涵盖老工业区、棚户区、城乡结合部，案件类型从盗窃抢劫到故意伤害甚至命案，应有尽有。
这个地方，她太熟悉了。
她实习的时候就在铁西派出所，工作了两年才调到市局刑侦支队。
林月的小短腿在炕沿上晃了晃，她努力让自己的脑袋保持运转——现在她是一个六岁的孩子，但她拥有三十七年的记忆和十五年的刑侦经验。
她记得铁城未来十年发生的所有大案要案，记得那些悬案的来龙去脉，记得受害者的名字、嫌疑人的特征、案件的突破口，甚至记得一些案子侦破过程中遗漏的关键细节。
因为那些案子，她曾经反复研究过。
有些是她在警校时作为案例学习过的，有些是她参加工作后翻阅卷宗看到的，还有一些——她心里忽然一紧——还有一些是她父亲晚年躺在床上，跟她断断续续讲起的。
那时候父亲的记忆已经开始衰退，好多事情记不清了，但有些案子的细节他记得特别清楚，翻来覆去地讲，讲得她都能背下来了。
林建国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圆珠笔画了个简单的路线图：“你看，爸把从家到派出所的路都记住了，坐二路公交，五站地，下来走五分钟。”
林月看了一眼那张纸，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堂堂一个派出所，还能画这么复杂？
但她忍住了，因为她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她现在的身份不是刑侦队长林月，而是六岁小女孩林月。
她必须在保持专业能力的同时，不让任何人发现她的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