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口抵住玻璃时，发出很轻的一声“嗒”。我数过，这是第三十七次了。客厅的老式挂钟恰好敲响十一下，钟摆的铜音在寂静里荡开，惊醒了蜷在我脚边的狸花猫。它竖起尾巴，喉咙里滚出低沉的呜咽，警觉地盯着落地窗的方向。
窗外的探照灯白得刺眼，将我的影子钉在身后的书架上。警方的扩音器混着电流杂音，一遍遍重复着“放下武器，立即投降”。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枪——其实只是把玩具店买来的仿真品，塑料外壳的廉价感在强光下暴露无遗。三天前买它时，店员还笑着问是不是给儿子过生日。
“里面的人听着——”扩音器又响了。
我蹲下身挠了挠猫的下巴。它的毛很软，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某个黄昏，那时候院里还有棵歪脖子枣树，树影在青砖地上拉得老长。父亲坐在门槛上修他的二八大杠，链条油蹭在裤脚也不在意。母亲在厨房擀面，案板发出闷闷的咚咚声。我趴在枣树上够青涩的果子，够不着，急得直晃树枝。
“别晃，枣子没熟呢。”母亲的声音从厨房飘出来，被油烟熏得软糯。
我那时不听劝。后来枣子真的没熟透就落了满地，青白青白的，咬一口满嘴涩。父亲没骂我，只是把落枣扫成一堆埋进树根底下，说“明年就能长好了”。第二年枣树却枯了半边，再往后整棵树都被砍掉，做了院子里那把吱呀作响的躺椅。
躺椅现在还在阳台上。前些天我把它擦了又擦，藤条缝隙里的陈年灰垢怎么也擦不干净，像有些东西渗进骨头里，时间越久越顽固。
“你逃不掉的。”扩音器换了个人声，低沉些，大约是负责人。我认得那个声音，老周。从前住同一条巷子，他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蹲在巷口看人下棋，一看就是一下午。有回我骑车摔进沟里，是他把我捞上来的，裤腿撕了道口子，膝盖渗出血珠。他背着我在巷子里跑，边跑边骂“小兔崽子”，声音急得发颤。
现在我成了他嘴里“里面的人”。他大概不知道是我。他背过的小孩长大了，在玻璃后面用把塑料枪对着他的警车。
我把猫抱起来。它在我怀里挣扎了一下，随即认命地窝好，尾巴尖有节奏地轻拍我的手腕。阳台上晾着半干的衬衫，风从半开的窗缝里挤进来，吹得衬衫下摆一下一下地蹭着晾衣杆，金属的摩擦声在夜里格外清晰。警察的车灯把衬衫照成一片模糊的白，那是我前天才洗的，领口的汗渍用了好多肥皂都没搓净。
“还剩最后十分钟。”老周的声音里有种公事公办的疲惫。我知道他累了。我记得他左手小指少半截，年轻时在厂里被冲床切掉的，他从不避讳给人看那个钝钝的断面，还总笑着说“少一节少干活”。
可我现在让他没法下班。他大概正站在警戒线后面，举着对讲机，眉头拧成个死结。或许还在心里骂娘，骂里面这个神经病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呢？
枪是假的，窗是锁着的，我哪儿也去不了。或者说，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去哪里。三天前我买完这把塑料枪，还去街角的面馆吃了碗阳春面。老板娘认得我，多抓了把葱花，说“好久没见你来了”。面汤上浮着油星，热气糊了我的眼镜。我摘下眼镜擦的时候，看见玻璃上映着对面桌的父女。小女孩把碗里的青菜一根根挑出来堆在桌上，她父亲低声哄着，用筷子把青菜夹回她碗里。如此反复，直到面都坨了。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母亲做的面。她的手擀面，切得细细的，下锅前总要在案板上撒层薄粉，抖开了再入水。她说这样面条才不粘。我那时嫌她啰嗦，现在想吃也吃不到了。
面馆出来后我往家走，路过巷口的棋摊。几个老头还在，只是面孔全换了。以前是父亲跟他们下，我在旁边看，马走日象飞田，父亲总让我“别支招，观棋不语”。现在没人下棋了，他们只是坐着晒太阳，偶尔下一盘，棋子拍在水泥台上，啪啪地响。
我站在旁边看了十分钟。有个老头抬头看我，眼珠浑浊，像蒙了层雾。他看了我好久，问：“你是老赵家小子？”我说是。他又看了我一会儿，说：“你爸以前常在这儿下棋。”我说是。他就不再说话了，低头重新摆他的棋。楚河汉界，红黑分明，可下棋的人已经不在了。
我把猫放在沙发上。它伸了个懒腰，露出肚皮上那块心形的白斑。这是第三只猫了。第一只是只三花，母亲养的，总爱趴在她膝盖上打呼噜。母亲走后那猫就不吃东西，没半个月也死了。第二只是黑猫，父亲捡的，养了六年，有天出去就没回来。父亲找了一个月，逢人就问，后来也不问了。只是偶尔吃饭时会多摆个碟子，碟子里搁块鱼肉。
现在这只狸花猫是我从桥洞底下抱回来的。那天雨很大，它缩在纸箱里发抖，眼睛还没完全睁开。我把它揣在怀里带回家，用针管喂牛奶，一点点养大。它现在很胖了，喜欢睡在我的书桌上，尾巴垂在桌沿一晃一晃。
玻璃窗突然被敲了两下。“赵一，我们知道是你。”扩音器里换了个女声，很年轻，大概是个谈判专家。她声音很稳，像在念稿子，“你母亲的事我们理解，但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我笑了。理解？她多大？二十五？三十？她大概没经历过看着母亲在病床上一点点瘦成骨架，没经历过半夜被父亲的咳嗽声惊醒，跑过去看见他蜷在地上捂着胸口。她理解的“事”，是档案里的几行字，是走访笔录里的摘要。而我要面对的，是洗衣粉再也洗不掉的汗渍，是面汤上永远飘着的葱花，是阳台上那把再也无人坐的躺椅。
枪口还指着玻璃。我的手指有些发麻，塑料的握把被掌心的汗浸得滑腻。其实我可以把枪放下，走出去，让他们看见这不过是个笑话。但然后呢？然后回到空荡荡的屋里，对着猫说话，给不存在的父亲摆副碗筷，在母亲的忌日煮碗永远煮不烂的面？
我做不到。
父亲走的那天，我在医院走廊里坐了一整夜。塑料椅冰凉的触感一直渗到骨头里，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想吐。护士推着车从我面前经过，轮子碾过地砖发出吱呀的响。我数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一条，两条，三条，数着数着就忘了数到哪。后来天亮了，有人推开门叫我进去。我进去的时候父亲已经没了气息，脸上的皱纹全部舒展开，像个终于睡着的孩子。
母亲走得更早。她走的时候窗外正在下雪，很大，一片一片地贴在玻璃上，化掉，再贴。我握着她的手，那只手越来越凉，最后凉透了。我捂了很久也没捂热。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发现父亲咳嗽不只是感冒，如果我多陪母亲做几次化疗，如果我那天没有跟她吵架说“你根本不懂我”——她最后那段时间总说“妈妈想吃你做的面”，我做了，她说咸了，我说你口重，两个人吵起来，她气得把碗推到地上。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摔东西，也是最后一次。三天后她就进了急救室。
后来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关就是半年。父亲的咳嗽声还在，母亲的擀面声还在，枣树的影子还在。可推开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猫，它跳上我的膝盖，用湿凉的鼻尖蹭我的下巴，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我抱着它，把脸埋在它柔软的毛里，眼泪把毛粘成一绺一绺的。它没跑，就那样让我抱着，直到我喘过气来。
“赵一，你想想你爸妈。”女谈判专家的声音透过玻璃传来，有些失真，“他们希望你这样吗？”
他们希望我怎样呢？他们从来没说过。他们只说“好好吃饭”“多穿衣服”“别太累”。他们没说“你要活着”，因为活着是理所当然的事，不需要说。可当他们都不在了，“活着”这两个字忽然变得很重，重得我每天要花好大的力气才能从床上爬起来，才能给猫倒猫粮，才能把自己收拾得像个人样出门。
“最后五分钟。”老周的声音又回来了，带着点嘶哑。他大概是一直在喊，喉咙哑了。我想起他背我跑过巷子那回，他也是这样喘着粗气骂我，声音里有害怕。那时候我才十岁，趴在他背上，看见他后脑勺的白发在风里晃。我搂着他的脖子，闻到他身上机油和烟草混着的味道。那味道让我安心。
我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探照灯晃得我睁不开眼，但我能看见警戒线后面影影绰绰的人影。老周站在最前面，手里还举着对讲机。他的腰弯了些，不像从前那么直了。
我把枪举起来。窗外一阵骚动，我听见拉枪栓的声音。然后我把枪口转向自己，推开窗，把它扔了出去。塑料枪在灯光里翻了个跟头，啪嗒一声落在水泥地上，弹了两下，滚到老周脚边。
他低头看了看，捡起来。塑料的，轻飘飘的，他一只手就能攥住。他抬起头看我，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松了口气，又像被什么东西梗住了喉咙。
我站在窗前，风灌进来，吹得衬衫猎猎作响。那件洗不掉汗渍的衬衫。我看见老周嘴唇动了动，像是叫我的名字。我冲他笑了笑。
然后我把窗户关上了。
猫还在沙发上，仰着肚皮睡着。我走过去把它抱起来，它咕噜了一声，换了个姿势继续睡。我抱着它走到阳台上，在父亲的躺椅上坐下来。藤条发出熟悉的吱呀声，就像很多年前父亲坐上去时一样。我躺下去，猫趴在我胸口，呼噜声和我的心跳叠在一起。
远处有警笛声，大概是在收队。探照灯熄了，屋里暗下来，只有街灯从窗户投进一方昏黄的光。我摸着猫的耳朵，想起母亲常说“日子是过以后的，不是过以前的”。她走的那天，雪停了，阳光照进病房，把她的脸照得很安静。她最后一句话是对我说的，声音很轻：“别怕。”
我没怕。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过“以后”。
现在我抱着猫，躺在父亲躺过的椅子上，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巷口的早点摊该出摊了，卖豆浆的老陈会支起他那把大伞，油条在锅里翻滚，发出滋滋的响。隔壁的小孩该背着书包跑过去了，鞋带散了也不系，啪嗒啪嗒地踩水洼。
这些都会照常发生。世界不会因为少了谁就停下。但今天我想去摊上吃碗豆浆，多加一勺糖。然后回来给猫添粮，把阳台上的衬衫收进来。中午做碗面，少放盐。
我站起来，猫从我怀里跳下去，伸了个懒腰。我把躺椅摇正，拍了拍上面的猫毛。晨光正好照在椅背上，藤条的影子一格一格的，像某种古老的刻度。
我忽然想起，那把塑料枪还扔在楼下。老周大概拿走了。或许他会认出上面贴着的卡通贴纸，那是买枪时附赠的，一只黄色的鸭子，咧嘴笑着。我贴在枪柄上，因为那笑容很像父亲年轻时照片里的样子。
门外传来敲门声。不重，三下，停了停，又三下。我知道是老周。他大概会进来，骂我几句，然后叹口气，说“你这孩子”。我会给他倒杯水，听他讲巷子里的事。谁家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谁家的老人走了。他会说“日子还得过”，我会说“嗯”。
然后他会走。我关上门，屋里又剩我和猫。但没关系，今天有阳光，阳台上的衬衫在风里轻轻晃，楼下早点摊的香味飘上来。
我吸了口气，去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