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的风从山脊上刮下来，不带温度，像一块旧麻布擦过脸。陆知遥裹着那件从加德满都买的羊毛外套，领子磨得发亮，袖口还沾着昨天在寺庙台阶上蹭的灰。他没带水壶，也没带地图，只背了个帆布包，里头装着三块干饼、一包盐、和一张被水泡过又晾干的纸——纸上是沈霁梧的签名，字迹淡得快没了。
僧人坐在佛堂后头的小院里，面前摆着一盏铜灯，灯油是酥油，芯子是头发编的，细得像蛛丝，却烧得稳。他没穿袈裟，只套了件褪色的藏青布袍，左肩缝着一块补丁，颜色比原布深，像是用旧袈裟剪的。
“你为何总在寻找别人的名字？”僧人问，声音像风吹过空陶罐。
陆知遥没立刻答。他蹲在石阶上，手指抠着砖缝里的一粒干苔藓，抠了两下，没抠动。他抬头看了眼天，云薄，太阳斜着照在佛塔尖上，光斑晃了一下，落在僧人脚边的泥地上。
“因为有人怕被记住。”他说。
僧人没点头，也没摇头。他伸手，把那盏灯推到陆知遥面前。灯芯微微晃，火苗没颤，只是颜色偏了点，黄里透出一点红，像血快干时的颜色。
“你替他活着，”僧人说，“是因为你不敢承认——你才是那个，被他救活的人。”
陆知遥没接灯。他盯着那根发丝编的芯，看了一分钟。发丝末端有点卷，像是被火燎过，又像是被谁反复摩挲过。他想起沈霁梧母亲的照片，那张在福利院档案里夹着的泛黄照片，女人穿着碎花裙，站在一棵树下，头发是长的，扎成一条辫子，垂在左肩。
他没问这头发从哪来的。他也没问僧人怎么知道这些。他只是伸手，把灯接了过来。灯很轻，铜皮凉，烫得他掌心发麻。
当晚，他睡在佛堂侧廊的草垫上，没盖被子。风从木窗缝里钻进来，吹得墙上挂着的经幡轻轻动，像有人在背后拉它。
他梦见七岁那年的自己。
福利院的铁门锈得厉害，门栓松了，一推就吱呀响。他蹲在台阶上，鞋带断了，用一根草绳系着。天刚亮，雾还没散，空气里有煮红薯的味道，混着尿布没晒干的潮气。
沈霁梧蹲在他面前，没穿西装，只穿了件灰衬衫，袖口卷到手肘，露出小臂上一道旧疤，像被什么烫过。他没说话，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剥了纸，塞进陆知遥手里。
“你不是负担，”他说，“是我第一次想当个好人。”
梦里，陆知遥没哭。他只是低头看那块糖，糖纸是红色的，上面印着一朵花，花瓣掉了两片。
醒来时，天还没亮。佛堂外有乌鸦叫，一声，两声，停了。他坐起来，掌心贴着地面，凉。他低头，看见自己的右手，指甲缝里有血，干了，结成暗红的薄片。掌心刻着三个字，是用指甲抠的，深，歪，像小孩乱画的字。
“沈霁梧”。
他没擦。也没动。只是把灯放在膝盖上，看着那根发丝芯，火苗还在，没灭。
他起身，走到院角的水缸边，舀了一瓢水，泼在脸上。水凉，顺着脖子流进衣领，他没抖。他把灯放回原处，僧人还在原地，闭着眼，像没动过。
“灯，我带走了。”陆知遥说。
僧人没睁眼，只轻轻“嗯”了一声。
他走出寺庙，天边刚泛灰。山下有牧民赶羊，铃铛响得慢，一声接一声，像在数步子。他没回头。
下山的路是碎石铺的，他走得很稳。鞋底沾了泥，一块，两块，第三块在脚后跟，硬得像干了的牛粪。
他没去机场。他去了加德满都旧城区的一家小邮局，柜台后头的老太太戴老花镜，手抖，数硬币数了五分钟。
他寄了一封信，没贴邮票，只在信封上写了三个字：沈霁梧。
收件地址是瑞士，那家疗养院的名字，他抄了三遍，才写对。
他没留电话，没留姓名。
邮局门口有只狗，黄毛，瘸了一条后腿，蹲在台阶上晒太阳。他路过时，狗看了他一眼，没叫。
他没买票，没订房。他在火车站的长椅上坐了一夜，旁边是个醉汉，鼾声像破风箱，手里攥着半瓶威士忌，瓶盖没拧紧，酒味混着汗味，飘在空气里。
第二天早上，他坐上开往中国的火车。座位是硬座，靠窗。对面是个老太太，手里攥着一串佛珠，每过一个站，她就数一颗。
他没睡。他一直看着窗外。
天亮了，云散了，阳光照在铁轨上，反光刺眼。他低头，掌心那三个字还在，血干了，皮裂了，但不疼。
他从包里掏出那盏灯，放在腿上。灯芯的火，还亮着。
火车穿过隧道，黑暗压下来，灯没灭。
再出来时，阳光重新照进来，照在灯上，照在他手上。
他轻轻把灯放回包里，拉上拉链。
拉链卡了一下，没拉顺，卡在第三格。
他没管。
窗外，一片麦田，绿得发黄，风一吹，浪一样起伏。
他闭上眼。
没哭。
也没笑。
只是呼吸，很轻，很稳。
像第一次，真正地，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