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苗是刚从苗圃运来的，根部裹着湿泥，树皮还带着青涩的绿。七十二棵，排成三行，每行二十四棵，间距一米二，像一排排等待点名的学生。没人来剪彩，也没人举牌。沈霁梧穿一件深灰风衣，扣子系到最上面，袖口磨得发白，左手还戴着那只旧皮手套——去年冬天在冰岛买的，没摘下来过。
他一个人挖坑，没叫人帮忙。铁锹是福利院旧物，木柄裂了三条缝，他用胶带缠了三圈。土太硬，他挖得慢，手背青筋绷着，汗从额角滑到下巴，滴在土里，没溅开，就那么陷进去，像被吸走了。
风不大，但一直有。吹得纸鹤在树梢晃，铁丝上挂了七十二只，每只翅膀都写了个名字，有些字被雨泡得模糊了，像褪色的墨迹。陆知遥站在人群最后，离得远，没穿正装，牛仔裤沾着泥，鞋底还带着非洲的红土，一踩就掉一点，落在水泥地上，像一小片干涸的血。
他没带包，没带伞，手里空着。身后站着三个穿黑西装的人，是沈氏的，没靠近，也没走。他们盯着沈霁梧的背影，像在等一个信号。
最后一棵树苗被放进坑里。沈霁梧蹲着，用铁锹把土一点点填回去，动作很轻，怕伤了根。他没看任何人，也没说话。填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牌，约莫手掌大小，边缘有锈，但刻字清晰：此处安眠的，是被世界遗忘的名字。
他把铜牌钉在树干上，用的不是锤子，是块石头。敲了七下，每一下都慢，像在数心跳。铜牌没钉深，歪了两度，他没扶正。
风突然大了点，纸鹤开始转圈，有的从铁丝上松了，飘下来，落在新土上，落在铜牌边，落在沈霁梧的鞋尖。
陆知遥走过去。
他没说话，也没停步。走到那棵树前，把一叠文件放在树根旁。纸很薄，边缘卷了，是打印的，每一份都盖着红章，抬头是“孤儿院正式收养证明”。监护人栏，清一色写着“沈霁梧”。七十二份，整整齐齐，像一摞待发的信。
他没看沈霁梧一眼。
转身，走。
脚步没停，也没回头。风把纸鹤吹到他脚边，他踩过去，没弯腰。
沈霁梧蹲着没动。等陆知遥的背影消失在铁门后，他才慢慢伸手，摸了摸铜牌。指尖蹭过那行字，停在“遗忘”两个字上，指腹有点抖。
他没哭。
但眼泪落下来了。
一滴，砸在刚填的土里，洇开一小片深色。第二滴，落在铜牌边缘，顺着锈迹往下流，沾了点灰。第三滴，没落进土，停在睫毛上，颤着，没掉。
他没抬手擦。
风继续吹，纸鹤还在飘，有的挂在新枝上，有的落在远处的石阶上。一个穿蓝裙子的小女孩从旁边路过，捡起一只，看了看，又放回地上，跑开了。
沈霁梧蹲了十分钟。
起身时，膝盖发出一声轻响。他没揉，也没停，只是把铁锹靠在树边，手套摘下来，塞进风衣口袋。风衣左口袋鼓着，里头是那支锈钢笔，笔帽上的“陆”字，还刻着。
他转身，朝门口走。
三个西装男迎上来，其中一个开口：“沈总，车在门外，司机等了……”
他摆了下手，没说话。
走到铁门边，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
七十二棵树，七十二块铜牌，七十二只纸鹤，七十二份文件。
风从东边来，吹得槐叶沙沙响。
他没再看，推门出去。
门外，一辆黑色轿车停着，车窗贴了膜，看不清里面。司机没下车，手搭在方向盘上，低头看手机。
沈霁梧拉开车门，坐进去。
车门关上，声音闷。
司机没问去哪儿。
车缓缓启动，没开空调，窗户没关，风灌进来，吹得后座那张A4纸微微颤。
是陆知遥留下的文件，有一张被风掀开了一角，露出了监护人栏——沈霁梧。
车开过一条小路，路边有家便利店，门口摆着一排塑料花，颜色褪了，风一吹，花瓣掉了一地。
车没停。
后视镜里，那片槐树林渐渐远了。
树影在夕阳下拉得长，像七十二道影子，静静站着。
车里没人说话。
司机看了眼后视镜，沈霁梧闭着眼，头靠在窗边，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像是在摸一支笔。
车开到城郊，红灯停了三秒。
沈霁梧睁开眼，从口袋里掏出那支钢笔。
笔帽上的“陆”字，被磨得只剩凹痕。
他没打开笔帽。
只是把它放在副驾的储物格里，旁边是半瓶没喝完的矿泉水，瓶盖没拧紧，水边浮着一层灰。
绿灯亮了。
车继续往前开。
后座那叠文件，有一张被风吹得翻了一页，露出了收养日期——每一份，都是七年前的五月十七日。
那天，福利院大火。
没人记得，七十二个孩子，是怎么被送走的。
也没人记得，是谁在火灭后，一个人蹲在废墟里，捡了七十二片纸鹤的残片，用胶水一张张粘好，写上名字。
车驶上高架，天色暗了。
沈霁梧没开灯。
窗外，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他盯着其中一盏，看了很久。
直到它熄了。
车继续往前开。
没有目的地。
只是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