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从绥德州回来那天，带了三样东西：一麻袋书、一叠文书，还有满脑子的流民见闻。
“府城外挤了上万人，”他坐在军政司的石洞里，捧着热水碗说，“粥厂三天开一次，一次一碗稀的。饿死的每天往外抬，路边全是插草标卖孩子的。”
李根柱沉默地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
“咱们那两千多乡亲呢？”孙寡妇问。
“安顿了八成。”陈元说，“化了名，散了居，有进粥厂的，有找短工的。剩下两成……走散了，或者……”他没说完。
“或者死了。”李根柱接上话，“乱世，能活下来就是本事。”
他把桌上一卷纸推给陈元：“看看这个。”
陈元展开，标题是《星火营垦荒条例（草案）》。字是李凌抄的，工整的馆阁体，一共十二条。
第一条就定调子：“凡谷中荒地，皆属公田，由军政司统辖，军民皆可垦种。”
“公田……”陈元沉吟，“不设私产？”
“暂时不设。”李根柱说，“眼下首要是有粮吃。谁开荒，谁耕种，收获按比例交公仓，剩下的归自己。等站稳了，再细分。”
后面各条更具体：如何划片、如何记功、如何分配种子农具、如何算收成交粮……
陈元一条条看下去，眼睛渐渐亮了：“这条例……周全。比绥德州衙门那些糊涂账强多了。”
“你来执笔定稿，”李根柱说，“民政司不能老空着。从今天起，你任民政司主事，专管田亩、户籍、赋税。”
陈元愣住：“我……我一个落魄书生……”
“落第怎么了？”孙寡妇插话，“咱们这儿，不论出身，只论本事。你能安顿两千多人，就能管好这个山谷。”
三天后，《垦荒条例》正式颁布。
颁布方式很特别——李凌找了块平整的山壁，用石灰浆把全文抄上去。字斗大，老远就能看见。
山谷里识字的、不识字的，都凑过去看热闹。
刘大锤挤在人群里，指着第一条问旁边人：“这写的啥？”
李凌在旁边解释：“意思是，谷里的荒地，谁开归谁种，打粮了交一部分给公家，剩下的自己吃。”
“真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李凌说，“不过有规矩——得先到民政司登记画押，领了地块，才能开。不能乱占。”
“那俺去登记！”刘大锤转身就走。他算过账：开一亩地，种粟米，年景好能打两石。交三成公粮，还剩一石四斗，够一个人吃大半年。
民政司临时设在讲武堂旁边的石洞。陈元带着两个书吏，忙得脚不沾地。
来登记的人排成了长队。有战兵队的，有后勤队的，还有归来的随军家属。每个人报姓名、属队、想开多少荒地。
“每人最多五亩，”陈元解释，“地多了种不过来，荒了要罚。”
“五亩够了！”大多数人都这么说。
地块划分也有讲究。周木匠带着工房的人，用石灰粉在山谷里划出棋盘一样的方格，每块约一亩，插上小木牌，写着编号。
领了地块的人，当天就扛着锄头下地了。
那场面很壮观：山坡上、溪边、林间空地，到处是挥锄的人。叮叮当当的敲石声、吆喝声、说笑声，混在一起，让这座沉寂千年的山谷，突然有了生气。
但问题很快就来了。
最先闹起来的是水源。山谷里溪流只有一条，上游的人截水浇地，下游的就干瞪眼。为抢水，差点动了锄头。
孙寡妇提着刀去调解，硬是按地块远近排了浇水时辰，违者罚没三天口粮。
接着是工具不够。全营的铁锄只有七十多把，几百人轮着用。有人急了眼，用木棍削尖了刨地，效率低得可怜。
张铁锤在铁匠铺里连轴转，炉火七天没熄。新打的锄头一出来，就被领走。
最麻烦的是种子。从黑风岭带出来的存粮里，能当种子的不多。陈元算来算去，只够种两百亩。
“先紧着熟地种，”李根柱决定，“生荒地养一年，明年再说。”
所谓熟地，就是山谷中央那片相对平坦、土质较好的地方。约一百五十亩，分给了最先登记的三百人。
剩下的生荒地，暂时只登记不发放，让人先砍树清石，养养地力。
一个月后，第一批粟米种下去了。
种子撒进土里那天，很多人蹲在地头不肯走。刘大锤甚至对着自己的地块拜了拜：“土地爷保佑，多打点粮……”
孙寡妇看见了，笑他：“你砍人时眼睛都不眨，现在信这个？”
“不一样，”刘大锤认真地说，“刀砍下去，生死看本事。这种子埋下去，收成看天意。”
这话说得实在。
李根柱站在山坡上，看着下面星星点点的田亩，对陈元说：“有了地，人心就定了。”
“是啊，”陈元感慨，“以前打仗是为活命，现在种地是为过日子。不一样了。”
但他们都清楚，这只是开始。
地种下去了，能不能收、收多少，还是未知数。而更复杂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户籍管理……都在后面等着。
尤其是下一件大事——怎么把土地分得公平，让战兵和农户都满意？
李根柱已经有了草案：军功田与口份田。
立功的将士多分，普通军民少分，但人人有份。
这又是一个新制度，又是一场新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