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十九年的春天，京城的官道上，车马比往年多了几倍。
有从南边来的茶叶商，有从北边来的皮货商，有从东边来的布商，有从西边来的药材商。他们的车队一辆接一辆，把官道堵得满满当当，赶车的把式们扯着嗓子互相吆喝，骂骂咧咧的，可脸上都带着笑——生意好，骂几句也不碍事。
户部的官员们忙得脚不沾地。
各地的赋税册子堆成小山，他们一本一本翻，一笔一笔算。算完了，面面相觑，都不敢信。
泰昌二十八年，全国赋税收入比十年前增长了四成。不是一地一县，是通国。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江浙——除了个别遭灾的州县，全都在涨。
最吓人的是北直隶。
十年前，北直隶的赋税在全国排第六，比不上江浙，比不上湖广，连山东都比不上。如今，它窜到了第三，仅次于江浙和湖广。
户部尚书拿着那本账册，在堂上站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
“北沧州那地方，到底是怎么弄的？”
没人能答上来。
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北沧州那地方，出了一个林越。
工部的官员也在忙。
各地报上来的河工奏折，一封接一封。往年这些奏折，十封里有七八封是报灾的——某处河堤溃了，某处水渠淤了，某处又闹水患了。今年不一样，十封里有五六封是报功的——某处河工竣了，某处水渠通了，某处多少年来头一回没遭灾。
最让工部堂官吃惊的，是河南那几条江河。
宋濂在河南干了五年，把那几条江河修得妥妥当当。去年汛期，黄河涨水，那几条江河把水分走了大半，下游州县安然无恙。当地人给那几条江河起了个名字，叫“宋公渠”。
宋濂听了，让人把那名字抹了。
他说：“这渠的法子，是北沧州林先生教的。要叫，就叫‘林公渠’。”
可林越不在河南。
他在乱石村，靠在廊下那张藤椅上，望着远处那片棉田。
兵部的官员也有话说。
北边那几个卫所的将军，这几年递上来的奏折，口气越来越松快。往年奏折里写的都是“边关吃紧”“军粮不足”“请拨银两”，今年写的却是“边关安稳”“屯田丰收”“请裁冗员”。
最夸张的是青崖关的韩奎将军。
他在奏折里说，他们那儿这几年推行新式农具、改良种子、兴修水利，军屯的粮食翻了一番。如今不光不用朝廷运粮，还能匀出一些卖给附近的百姓。
兵部尚书看了那奏折，愣了半天，说了一句：
“这是边关，还是粮仓？”
没人能答上来。
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那地方，也挨着北沧州。
朝堂上的风向，也在慢慢变。
早年那些骂林越“聚敛”“邀名”“自成一体”的言官，这几年渐渐不说话了。不是不想骂，是骂不出口——人家干的事，桩桩件件都在那儿摆着，百姓的日子确实好了，边关确实稳了，赋税确实多了，你骂他什么？
有几个聪明的，开始转弯了。
他们写奏折，不再弹劾林越，而是夸他。夸他“务实惠民”“经世致用”“真儒者之功”。有一个甚至提议，请朝廷追赠林越一个谥号，以彰其德。
那奏折递上去，留中不发。
皇帝没批，也没驳。
他只是把那份奏折压在了案头，压了很久。
泰昌二十九年的夏天，方县尊升官了。
他在这个县干了八年，政绩卓着，吏部考功司评了个“上上”。朝廷要调他去顺德府做通判，主管河务农桑。
临走前，他又去了乱石村一趟。
他在廊下坐着，跟林越说了很久的话。说这八年的变化，说县里的百姓，说他舍不得这个地方。
林越听着，偶尔点点头。
说完了，方县尊站起身，朝林越深深作了个揖。
“先生，晚生要走了。”他说，“临走前，有句话想跟先生说。”
林越望着他。
方县尊站在那里，眼眶有些红：
“晚生这八年，断过案子，修过河渠，办过学堂，劝过农桑。桩桩件件，都是从先生这儿学的。”
他顿了顿。
“晚生不是个好学生，学得慢。可晚生记住了先生一句话——‘心里要装着百姓’。”
林越望着他，嘴角那道细浅的纹轻轻往上牵了牵。
“方县尊，”他说，“你是个好官。”
方县尊愣在那里，半天没动。
他忽然跪下去，朝林越磕了三个头。
然后他站起来，转身走了。
走出院墙豁口，走出榆树巷，走出村口老槐树。
他没有回头。
可他走得稳稳当当的。
那年秋天，州城的集市比往年更热闹了。
东街、西街、南街、北门外的土路，全都摆满了摊子。卖粮食的，卖布匹的，卖农具的，卖日用杂货的，卖吃食的，卖药材的，还有走江湖耍把式卖艺的。
讨价还价声，吆喝声，笑骂声，孩子的哭声，混成一片，嗡嗡嗡的，像一锅煮沸的水。
陈裕和的书铺挤满了人。
他新印了一批书，有《便民问答案例选编》的增补本，有刘杏儿那本《纺线百问》，有赵守田那本《农家记账便览》，还有从山东青州府寄来的《农事便览》第二辑。这些书刚一上架，就被抢得差不多了。
一个外乡人挤进来，举着一本书，问：
“掌柜的，这本书还有没有？”
陈裕和接过来一看，是《乡医便用方》。
“没了，卖完了。”他说，“下个月再来。”
那外乡人一脸失望，嘟囔着走了。
陈裕和望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林先生刚回乱石村那会儿。那时候他印的书，都是求着人买，如今倒过来了，是人求着他买。
他摇了摇头，咧嘴笑了。
便民堂门口，也排起了队。
不是排着看病，是排着看书的。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听说便民堂里有很多实用的书，都跑来借阅。有年轻人，有中年人，还有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赵守田站在门口，维持秩序。
“一个一个来！别挤！借书的到这边登记，看书的到那边坐！”
他喊得嗓子都哑了，可脸上的笑怎么也收不住。
刘杏儿也来了。
她抱着那本刚印出来的《纺线百问》，站在书架前，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儿。
赵守田跑过来，看了看，指着最显眼的那一排：
“放那儿！那是‘新书推荐’！”
刘杏儿把那本书放上去，退后两步，看了看。
那本书的封面上，印着她的名字。
她站在那里，望着那三个字，望了很久。
远处的山坡上，林越靠在廊下那张藤椅上，望着这片热闹的景象。
水生站在旁边，给他讲便民堂那边的事。讲赵守田嗓子喊哑了，讲刘杏儿的书摆在了最显眼的地方，讲外乡人排着队等着借书。
林越听着，嘴角那道纹，一直没有落下去。
讲完了，水生忽然问：
“先生，您说，往后会变成啥样？”
林越没有立刻答话。
他望着远处那片热闹的集市，望着南坡便民堂前那些进进出出的人影，望着那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青砖瓦房。
过了很久，他轻轻说了一句：
“往后的事，俺不知道。”
他顿了顿。
“可俺知道，往后的人，会比俺们过得好。”
水生站在那里，望着师父那张瘦削的脸，望着那双浑浊却异常清明的眼睛。
他忽然觉得眼眶有些酸。
远处，集市的喧嚷声隐隐传来，嗡嗡嗡的，像一锅煮沸的水。
便民堂的灯已经亮起来了。赵守田他们应该还在里头，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又在争论什么。
更远处，官道上，车马还在来来往往。有往北去的，有往南去的，有往东去的，有往西去的。驮着货，载着人，带着各自的故事和盼头。
太阳渐渐西斜，把整片田野染成一片金红。
林越阖上眼。
那些声音很远，又很近。
近得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