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采芸问：“你一直在强调仁义道德，是不是说你也准备独尊儒术，以儒道治国了？”
刘协说：“不全是。我打算让儒家回归它的本质。
儒是什么？字典里通常把这个字解释为学者，这是不正确的。
在春秋时代，每个诸侯国都会设置一些专司教育的人，用来教导贵族子弟，这种人就叫做儒。
贵族子弟当然不用学习怎么种地，怎么经商。他们要学的，乃是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所需要的技能，所以儒师要教的也就是这些。
另外，由于在政治活动中，品德也有着突出的作用，所儒师不光要教实用的技能，也要对学生进行道德陶冶。
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儒师，他所教授的六艺分别是文学、数学、射术、驾车、礼仪、音乐。这些技能，正好就是治理国家所需要的那些。
孔子的伟大之处有两个，一个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一个是他扩大了招收学生的来源，不再只教授贵族子弟，还面向平民招生，所谓‘有教无类’嘛。
儒家是教治国才能的，但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国家等着治理，人才需求量很小，因此儒家教育应该只面向少数精英，而不应该当成国民教育来推广。
所以，我只在太学里保留了较完整的儒家教育。除此之外，从小学到大学，学生都以学习科技和文化为主，儒家的东西只保留了一点点。”
刘采芸问：“你觉得儒家的那套东西都正确吗？我觉得儒家有些东西是好的，但也有很多东西并不好。”
刘协说：“没错，儒家诞生于春秋时代，那套理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他们的那套道德体系是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的，和现在的大汉朝已经有了一些脱节。如果不加以改造，就无法适应现在和将来的世界。
但是，儒家学说的出发点是人性，这是亘古不变的，所以儒家学说里面，有很多东西到了一万年以后，也不需要更改一个字。
所以，太学的多数教材，是我组织儒生们编的。而那些儒家经典的原文，通常只是他们的参考读物。”
刘采芸问：“有人说儒家造就了中国人的奴性，你认可这句话吗？”
刘协说：“不是儒家造就了奴性，而是后世的帝制王朝改造了儒家，歪曲了儒家。当然，如果你口中的儒家指的是程朱理学，那你这句话就没有问题了。
儒家的起点并不是奴性，因为它面向的对像是国君、家主、公卿、宗室，所以儒家不但不是培养奴性的，反而是培养学生对国家的主人翁意识的。
儒家也从来不会教人软弱。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真正的儒家子弟性格刚强，坚韧不拔，为了道义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西汉最强盛的时期，就是靠着一群公羊派子弟活跃在朝堂和边疆，铸就了大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悍精神。
但是，儒家的强悍精神并不利于帝制君主的独裁统治，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歪曲儒家，只保留其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对儒家的阉割，汉武帝、朱元璋等人都做过。
所以，到了宋、明、清这几个朝代的时候，儒家已经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了。”
刘采芸问：“那么，抛开时代因素，也不考虑被阉割后的儒家，就说孔子、孟子时期的儒家，难道儒者们没有主观上的恶意吗？”
刘协说：“这个我也说不好。你知道的，儒家习惯性地美称尧舜，把上古时期的尧、舜、禹、汤、文王都夸成了一尘不染的小白花。
但是，根据《竹书纪年》的说法，舜曾经软禁年老的尧，禹流放了下野的舜，夏启杀死伯夷抢走了帝位，凡此种种，显示古代的圣君并不像儒家学者所说的那样纯真无瑕。
当然我并不是说《竹书纪年》的说法就一定对，但从人性上来说，我更倾向于认定《竹书纪年》的说法是正确的。
孔子那么博学，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相关的说法？但是，孔子仍然毫无保留地赞美尧舜，却从来不肯提及尧舜的遗行，这显然是有目的的。
因为孔子教授学生，是给国家培养治国人才的。如果学生们人品不正，那是会坑害到国家和百姓的。所以孔子需要给学生们树立一些道德典范，而最好的道德典范莫过于那些古代的圣君。
我就猜测，孔子明知道关于那些圣君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他选择隐去一种说法，就是害怕这种说法会给学生造成不良的影响。
应该说孔子这么做绝对是出于好心。如果我处在孔子的位置上，大概会选择和他一样的做法。
我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儒家确实会因为立场而篡改一些事实。类似的情况，也绝对不会仅此一处。
我本人总有一点担心，就是背离事实的说教，是不是真的好？我个人认为说实话是最高的道德。”
刘采芸说：“看来我小看你了。你在教育上的布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心，通过儒家教育，真的能培养出治国的大贤才吗？太学的入学标准，会不会把真正适合搞政治的天才拒之门外？比如说汉高祖刘邦，他那么会治理国家，但他只有一丁点文化水平。如果他来太学报名，肯定是选不上的。”
刘协说：“没错，你的担忧很合理。
治国这门学科，显然是艺术而不是科学。它没有精确的答案，而且很依赖天赋。过去的刘邦和现在的刘皇叔，都是政治方面的天才，但也都不是好学生。
即使如此，他们所学到的那点文化，大概也都是儒家的。而且，他们治理国家所依赖的人才，基本上也都是儒家子弟。比如汉初三杰，张良和萧何毫无疑问是儒家子弟。
当然，我承认太学的入学标准会过滤掉不少治国的天才，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一个人的治国才能，有一部分来自天赋，但更多的还是来自教育。一个资质上乘的学生，再辅以经年累月的专业教育，他的治国才能仍然可以碾压只有天才的野生政治家。治国需要的人并不多，太学毕业生已经绰绰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