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便是先生。
光绪二八年，我从K学堂卒业，去往东京，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又牙牙学语了一大通。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拖着辫子不免被指指点点，旋即在次年剪掉，便以为能和其他“清国留学生”一般，混迹在同级中，赶到上野去赏樱。不过所谓樱花烂漫，除却在枝头像绯红的轻云、落地像粉嫩的灰雪外，反而显得燥热俗气。不知怎地，我也心思郁结，干脆不愿出游；但斗室的天花又响得震天，只能到附近神社神主经营的中古书店打发时间。
后来，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见到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一天骨学教授执课，走进来一个黑瘦的先生，耳边响起一个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藤野先生教授骨学，但后期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我从不奢望他对“清国人”另眼相待，能躲便躲。先生却爽朗，不以为忤，反而硬是会凑上来。恕我僭妄，在他眼中，我似乎颇受优待；也许归因于我努力，功课做得也勤勉。还记得有一回，是个周六，本放了课，我准备回去文书，藤野先生却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连接心脏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应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本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我低头看了之上的圈点，还不服气：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清国的学生，大抵是最为卑贱的门类了。同级生已习惯刁难我，见到便吃吃的笑，辨不出是冷笑，是恶笑，是嬉笑，终归是笑中有刺，刺到了我的病痛。就连上课也要划分出阶级来。我向来坐后排孤零零的角落。后来添了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要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但还没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段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又偏偏几个中国人夹在里边，说是给俄国人做侦探的，要枪毙了。影中围着看的竟是中国人，挤在法场四周，仿佛许多鸭，被提着头似的，定定向里看，怕错过什么似的。
“万岁！”枪一响，影外的日本同级生也爆发出一阵酒醉似的喝彩。他们垫着脚，也像钳着头的鸭一样。两群鸭一起拍手，片子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解剖课暂不必说，连骸骨的踪影都见不到。对啦，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自然是低能儿；低能儿腌臜的双手，自然是扒摸东洋人死体的资格都没有。先生在台上讲着，“这里是胰脏，上侧是卵巢”，同级生则分明讶异着，“这是卵巢吗，看上去好像明太子”的时候，我则看着课本上的插图，颠倒着想象大概，在讲义上画着像明太子般的卵巢。
“周君，这样画图，是不对的。”
有一回，藤野先生偶然路过后排的孤零角落，看着我画的明太子，眉头便沉闷下去。“这简直是山胁东洋嘛。现在是明治了，明治，不是江户。”
的确。我在图书馆看过山胁氏的《剥胸腹图》。肋骨以下，除却肝脏有些病态的颜色，其他都是乱腻腻的一团。我低头，脸上有些火辣的发烧。
“要记住，人体中各部位，要像机械一般精确。你知道钟表吗？”他从怀中掏出怀表，在我眼前一晃，“就是这样，齿轮咬合，动力轴承旋转，才能运转。人体也是一样。”
他对我的事很不平，但也无法用一己之力消弭那些无礼。此后先生便打定主意，每个周六，他都遣助手弥彦来取我所抄的讲义，给他全然看一回，两三天便还我。拿回来打开看时，已经从头到尾用红笔勾阅过了，甚至文法错误也修改的干干净净。
话又说回来，那血管的位置，在那死体上生来便是如此。这不是气急败坏后的狡辩，而是事实。
这是个周六的夜晚，先生燃着一盏灯，许多小虫乱撞，后窗玻璃上叮叮地响。先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
想来可笑，可能这便是潦倒医学生的悲哀，别人避之不及的死体，却让我日思夜想，简直成了一种活跃在不寒而栗之地的恶趣味。因为摸不到的缘故，我便一力承了向霊安室输送、安置死体的工作起来。解剖准备室的先生似乎也可怜，便派了助手江户朔太郎帮我。每当有新到的死体，不管是捐赠的遗体、死刑囚、还是无人认领的战死兵士，都由朔太郎和我用车拉来，洗刷干净入库。我也就此方便，看了不少新鲜的遗体。先生所说的我“画错”的图，便是从那死体上临摹下来的。
但我终究顶了嘴，嗫嚅着等先生开口。他影子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之间，看不真切。过一会，才说，那便是畸形了。或者称不上畸形，这丛血管倘若和常人不似，恐怕很难称作人了。周君，你真真没画错吗？
“那是自然。”倒不是我不逊，为了不做东洋氏，我在朔太郎帮助下，临摹了不少骨肉。
他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