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桶带来的僵持丝毫没有消散，家里的氛围终日像被阴云笼罩，连空气都透着压抑。林晚照旧维持着一成不变的作息，六点半准时起身，洗地瓜、煮玉米、遛狗、熬粥、擦地收拾，手脚从不停歇。她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没有任性的底气，一把年纪在外谋生，能找到管吃管住、工钱按时发放的活计实属不易，哪怕受尽冷眼，也只能咬牙撑着。可她的退让与勤快，在爷爷和朱翠红眼里，早已成了理所当然，甚至成了可以随意拿捏的软处。
朱翠红彻底与林晚划清界限，捆死的垃圾桶依旧缩在小厨房角落，像一道刺眼的分界线。她平日里产生的垃圾，要么随手丢进客厅大桶，要么出门即刻带下楼，绝不与林晚产生半分牵扯，有时甚至故意把小厨房弄得杂乱不堪，辅食残渣、奶瓶用具随意堆放，摆明了要给林晚添堵。碰面时更是连个眼神都欠奉，要么冷哼一声擦肩而过，要么抱着孩子刻意绕道，仿佛林晚是什么晦气东西。爷爷则更是变本加厉，整日里盯着林晚的一举一动，地擦得不够光亮、饭菜盐放得少许偏差、收拾东西慢了片刻，都能引来他一顿劈头盖脸的数落，话里话外全是不满，处处偏袒着朱翠红。
就在这憋闷的日子里，林晚忽然接到一个久违的电话，是她姑家的表妹，多年没怎么联系，这次不知从哪儿问到她的号码，热情满满地说正好来附近办事，想约她出来见一面、吃顿饭，好好唠唠家常。林晚握着手机，手指微微发颤，心里一阵发酸。长这么大，在外头受了委屈，能说上几句贴心话的亲戚本就寥寥无几，表妹这一通电话，像是在她死寂的心里投了一颗小石子，泛起一圈圈涩涩的涟漪。可她犹豫了半天，声音干涩地婉言推脱了。她不是不想见，是实在没脸、也没钱见。见面总得找个地方坐一坐，喝点东西吃顿饭，少说也得百八十块，她手里攥着点血汗钱，一分都不敢乱花，还要留着应付日后的急用。再者，她如今这副模样，寄人篱下、看人脸色，一身的委屈和糟心事，说出来丢人，不说又憋得慌，与其见面彼此尴尬，不如干脆不见。电话那头表妹听她推脱，语气里满是遗憾，反复叮嘱她有事一定开口，千万别自己硬扛。挂了电话，林晚坐在床边发了半天呆，鼻子一阵阵发酸，活到这个岁数，连见一面亲戚都要因为钱算计再三，实在是活得窝囊又心酸。
更让她心神不宁的，是之前打定主意要把张强欠她的钱要回来。那笔钱是她早年省吃俭用、起早贪黑攒下的养老钱，当初对方说得天花乱坠，信誓旦旦保证按期归还，可到了还款日却一拖再拖，最后干脆翻脸不认账，这么多年就像没事人一样。林晚心里一直憋着这口气，夜里常常睡不着，一想到自己的血汗钱被人白白占着，就气得心口发疼。前段时间她在网上辗转咨询了好几个律师，最终选了一个看着靠谱的，想着走法律途径把钱追回来。律师说线上可以先受理，让她先交三千块的前期费用。林晚咬了咬牙，把自己攒了大半年、连瓶像样的护肤品都舍不得买的积蓄转了过去，每一分都是她忍气吞声挣来的，转账的时候心都在疼，手指都在抖。可钱交了，手续一步步往下走，律师却忽然告诉她，必须要回老家一趟，去当初的法院调取当年的判决书纸质档案——她当年一气之下把东西乱扔，加上后来搬家数次，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没有原始档案，案子根本推进不下去。
这一下就让她犯了难。要回老家，一来一回至少得三天，必须跟这边请假。可她这活儿是全职伺候家事，她一离开，就得找人临时替班。一想到替班，林晚心里就七上八下，整夜睡不踏实。她太了解朱翠红的为人了，嘴巴会说，心眼又多，最会在爷爷面前搬弄是非，趁着她不在这三天，指不定怎么在替班的人面前煽风点火，故意把她说得又懒又事多、脾气古怪难相处，再把自己摆得多么懂事能干、勤快体贴，说不定还会撺掇替班的人跟雇主提，说愿意长期干、工钱要得还比她低。她一把年纪，没文化没背景，找个包吃包住、工钱按时发的活本就难如登天，一旦被人顶了位置，她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了，到时候钱没要回来，工作也丢了，真是雪上加霜，连活路都没了。
这几天她心里乱糟糟的，干活时都频频走神，一会儿想起表妹的邀约，心疼自己连顿见面饭都吃不起；一会儿想起交给律师的三千块钱，怕打了水漂；一会儿又琢磨回老家调档案的事，一路的路费、住宿、吃饭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更多的时候，她都在担心请假这三天家里会出什么幺蛾子，怕朱翠红趁机作妖，怕爷爷偏听偏信，怕自己好不容易稳住的活儿被人抢走。她常常干着干着活就突然愣神，锅里的粥差点溢出来，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也浑然不觉。
这天上午，她正在厨房择菜，脑子里想着请假的措辞，手上动作慢了几分，爷爷从客厅经过，立刻就皱起眉数落起来：“干点活磨磨蹭蹭，心不在焉的，不想干就直说。”林晚赶紧收回神，加快手上的速度，一句话不敢辩解。朱翠红抱着孩子在一旁看着，似笑非笑，眼神里带着几分打量和算计，好像已经在盘算如何趁她不在把她挤走。林晚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心里的不安更重了。她知道，自己一旦离开，这个家就成了朱翠红的主场，对方想说什么、编排什么，全凭一张嘴，而爷爷从来只会站在朱翠红那边，根本不会听她半句解释。
中午吃饭时，林晚犹豫再三，心跳得飞快，还是硬着头皮跟爷爷提了请假回老家的事，说有要紧的法律手续要办，最少得走三天。爷爷听完脸立刻拉了下来，很不耐烦：“走三天？家里这么多活儿谁干？孩子谁搭把手？你一走这不就乱套了。”林晚低声解释：“就三天，我找好人临时替一下，耽误不了活儿，我尽快去尽快回。”爷爷哼了一声，不情不愿地应了，那态度摆明了是不满，甚至带着一丝“走了最好别回来”的意味。朱翠红在旁边轻飘飘插了一句：“替班的来了也不熟，别到时候活儿干不利索，还添乱，到时候丢了东西都说不清。”这话听着像是关心，实则是在给林晚上眼药，也在提前给替班的人埋坑，暗示林晚不靠谱。林晚心里一沉，却只能装作没听出来，低头扒拉着碗里的饭，一口都尝不出味道。
接下来的两天，林晚一边强打精神把家里里里外外收拾得格外利索，生怕留下一点把柄被人说事，一边紧张地联系替班的人，反复叮嘱注意事项，又一遍遍跟律师确认回老家要带的证件、去法院的具体窗口和流程，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整个人肉眼可见地消瘦憔悴下去。她一闭上眼，就梦见自己回去找不到档案，律师不退钱，回来之后工作没了，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半夜常常惊醒，一身冷汗，胸口闷得喘不上气。她也想过干脆放弃要钱，省得这么折腾担惊受怕，可那笔钱是她的血汗，是她晚年唯一的指望，张强欠得理直气壮，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交出去的三千块律师费也不能就这么白白扔了，那是她忍了多少委屈才换来的钱。
她又一次想起表妹的电话，要是自己手头宽裕、日子安稳，见见亲戚、说说心里话，也能松一口气，可现在她连出门的勇气都没有。没钱、没底气、没依靠，连维护自己权益都要步步惊心，连见一个亲人都要瞻前顾后，生怕被人看出自己的落魄。越想心里越苦，可再苦也得往下咽。
朱翠红这些天明显更活跃了，时不时在爷爷面前念叨谁家的保姆手脚麻利、话少能干，又说现在找个靠谱干活的不难，工钱还便宜，话里话外都在暗市，林晚走了也不愁没人顶上。林晚把这些话听在耳里，凉在心里，她知道对方就是故意说给她听的，就是要让她心慌、让她不安、让她自己主动退缩。可她越是怕，越是不能表现出来，只能装作不在意，每天依旧按时把活儿干好，不敢有一点疏漏，生怕被抓住把柄，借题发挥把她辞了。
终于到了要动身的前一天晚上，林晚把家里该收拾的收拾妥当，该归置的归置整齐，连角落都擦得一尘不染，又跟替班的人反复交代了孩子的作息、爷爷的口味、家务的顺序，眼睛一直留意着朱翠红的举动，对方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反而让她更心慌。她躺在床上，几乎一夜没合眼，一会儿盘算着第二天一早的班车，一会儿担心法院好不好调档案，一会儿又脑补家里这三天会发生的各种糟心事，甚至想到朱翠红会不会故意把一些贵重东西藏起来，回头栽赃到她头上，说她顺手牵羊。各种可怕的念头在脑子里打转，让她彻夜难眠。
天快亮时，她才勉强眯了一会儿，起来时眼圈发黑，满脸疲惫，嘴唇都干裂起皮。她简单收拾了个小包，里面只装了几件换洗衣物和证件，心里千般不舍、万般不安，还是踏出了家门。坐在回老家的车上，她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心里一片茫然。她这一趟，是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钱，是为了给自己讨一个公道，可前路未知，身后的安稳也岌岌可危。她既盼着能顺利拿到材料、把官司推进下去，又天天揪着心，生怕三天后回来，自己连这个忍气吞声的容身之处都没了。一辈子要强，一辈子勤快，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到老了却活得这般提心吊胆、进退两难，连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林晚靠在车窗上，眼泪无声地滑落，心里又酸又涩，却连一个可以哭诉、可以依靠的人都没有。风从车窗缝隙吹进来，带着凉意，也吹凉了她那颗早已布满伤痕的心。
车窗外的风景越来越陌生，她离家的年月太久，连老家的街道都变了模样。想到要独自去法院排队、问询、填表，她心里就发慌，自己不认字、眼神也差，连表格都未必填得明白，到时候要求人、看人脸色，又是一番煎熬。可一想到张强欠她的钱，想到那三千块律师费，她又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她一遍遍在心里默念要带的证件，一遍遍回想律师说的流程，生怕漏了一样，白跑一趟。这三天对她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人在老家，心却始终悬在那个冰冷的家里，悬在朱翠红的一举一动上。她甚至开始后悔，后悔自己不该一时冲动找律师，不该为了一口气把自己逼到这般境地。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她已经没有退路，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车子越开越远，她的心也越来越沉，前路茫茫，身后难安，她这辈子，好像从来没有一刻，能活得这般踏实安心过。
她越想越觉得胸口发闷，头也一阵阵发晕，可连个能靠一靠的地方都没有。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装证件的塑料袋，指节都捏得发白。这一去，不仅是要钱，更是在赌她晚年仅存的一点安稳。她不敢想最坏的结果，只能在心里一遍遍求着，求事情能顺顺利利，求回来时一切照旧。可越是这样祈祷，心里越是慌得厉害，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正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发生。
连风都好像在替她叹息，晚年竟如此颠沛又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