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的武所，春寒料峭。
县城东街的县党部青砖小楼里，炉火也驱不散那透骨的湿冷。王文翰坐在新搬来的那张旧木桌前，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指，目光落在刚送到的《武所新报》上。头版赫然印着“肃清烟毒，振兴民族”八个粗黑大字。
窗外传来报童尖细的叫卖声：“看报看报！县党部新办《武所新报》！禁烟令下，烟馆查封！”
王文翰放下报纸，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他才调来县党部不满十日，便接到了这个烫手的山芋——负责牵头全县的禁烟行动。
办公桌对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两旁是青天白日旗。王文翰站起身，走到窗边。他今年三十有二，中等身材，穿着一身半新的中山装，面容清癯，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更像是个教书先生，而非执行禁烟的官员。
他的思绪飘回十天前。
县政府内务科的老科长拍着他的肩膀说：“文翰啊，你这次工作调动，可是上头点名要的。去年查办永定河堤款那案子，你做得漂亮，清廉能干，党部那边正缺你这样的人才。”
王文翰当时只是谦逊地点头，心中却明白，这所谓的“人才”，不过是看他办事认真又没什么背景，适合去干得罪人的差事罢了。
他来自武所镇，是已故名医傅鉴飞的外孙。母亲傅善贞常对他说：“你外公行医一辈子，最恨的就是鸦片。他说那是洋人送来祸害中国人的毒药，多少人家破人亡。”
想到这里，王文翰的眼神坚定了几分。
“王干事。”门口传来声音。
王文翰转身，见是党部书记长的秘书小李，“书记长请你去一趟。”
书记长办公室在二楼东头，是整栋楼里唯一铺着地毯的房间。
书记长姓张，名启明，四十出头，身材微胖，总是一身笔挺的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他是从省党部调来的，说话带着些许福州口音。
“文翰来了，坐。”张书记长从宽大的办公桌后抬起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调来这些天，还习惯吗？”
“承蒙书记长关照，一切都好。”王文翰欠身坐下。
“那就好。”张启明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今天找你来，是为禁烟的事。想必你也看了报纸，蒋委员长三令五申，禁烟是当前要务。我们武所虽地处偏远，但绝不能落后。”
王文翰点头称是。
“省里下了死命令，三个月内必须见到成效。”张启明的手指在桌上敲了敲，“烟馆要查封，烟民要登记强戒，烟贩要严惩。特别是那些屡教不改的，该枪决的枪决，绝不留情！”
王文翰心头一紧，面上仍平静道：“书记长，禁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只是……”
“只是什么？”张启明眼神锐利起来。
“只是烟毒在武所流毒已久，根深蒂固，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清除的。而且据我所知，有些烟土生意背后……”
“文翰啊。”张启明打断了他，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你刚来党部，有些情况还不了解。我们党部办《武所新报》，成立三青团区队联合办事处，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引导舆论，动员青年，推动各项工作。禁烟是重中之重，但也要讲究方法策略。”
他转过身，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我们要抓典型，树榜样。那些小鱼小虾要抓，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看到我们禁烟的决心。至于背后的……凡事都有个过程，一步一步来嘛。”
王文翰明白了话中深意，却还是问了一句：“那如果查到有头有脸的人物涉案……”
张启明走回办公桌，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名单，推到王文翰面前：“这是县商会萧会长提供的‘可疑人员’名单。你按这个去查，该抓的抓，该办的办。行动队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开始，你全权负责。”
王文翰接过名单，扫了一眼，心中了然——上面没有一个真正的“大鱼”，全是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
“对了。”张启明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三青团的几个年轻人也参加这次行动，让他们历练历练。你带带他们。”
“是。”
“去吧，好好干。这可是你表现的好机会。”张启明拍了拍他的肩膀。
次日清晨，天色未明。
王文翰带着十二人的行动队，加上三个三青团的青年学生，出现在城西的旧街巷。这一带是武所有名的“烟馆区”，窄窄的青石板路两旁，木楼歪斜，招牌破旧。
行动队队长老陈是个老兵，脸上有道疤，话不多，办事利落。他低声对王文翰说：“王干事，前面那家‘福寿轩’是这一带最大的烟馆，老板姓赵，人称赵老四。”
王文翰点点头，示意行动。
老陈一挥手，四个队员迅速堵住前后门。木门被踹开时，里面还弥漫着鸦片特有的甜腻香气。昏暗的油灯下，七八个烟民横七竖八躺在榻上，眼神迷离。
“都不许动！查烟！”
一阵骚乱中，烟民们惊慌失措地爬起来。一个瘦小的中年男人从里间慌慌张张跑出来，正是赵老四。
“长官，长官，这是做什么呀？”赵老四陪着笑，手里却悄悄往袖子里塞东西。
老陈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从袖中抖出几块烟膏。
“赵老四，你涉嫌贩卖烟土，窝藏烟民，跟我们走一趟吧。”王文翰平静地说。
“王长官，冤枉啊！这些都是老主顾，我就是……就是给他们行个方便。”赵老四急得满头大汗，“而且，而且我和商会的萧会长是亲戚，您看……”
王文翰想起书记长的嘱咐，心中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有什么话，回党部再。搜！”
队员们开始搜查，烟具、烟膏、烟土被一一搜出，堆在门口。那些烟民被登记姓名住址，勒令回家等候处理。
一个老烟民突然跪倒在地，哭喊道：“长官，我没钱戒烟啊！不抽这个，我这把老骨头疼得睡不着啊！”
王文翰看着他枯瘦如柴的样子，心中一阵酸楚，却只能硬起心肠：“政府会设戒烟所，免费帮你们戒烟。这是害人的东西，必须戒。”
离开福寿轩时，天已大亮。街边围了不少看热闹的百姓，交头接耳，指指点点。
一个三青团的年轻学生兴奋地对同伴说：“看到没，这就是革命行动！扫除旧社会的毒瘤！”
王文翰看了那学生一眼，欲言又止。
一天下来，他们查了五家烟馆，抓了三个老板，没收烟土烟具若干。收队时，老陈低声对王文翰说：“王干事，今天查的这些，都是小鱼。真正的大烟贩，根本不在这些明面的烟馆里做生意。”
“你知道在哪？”王文翰问。
老陈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城南的‘清雅茶社’，城北的‘悦宾客栈’，都是幌子。但那些地方……动不得。”
“为什么？”
老陈苦笑：“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清雅茶社是警察局刘副局长的小舅子开的，悦宾客栈的东家是县参议员的亲戚。去年也有人去查过，结果不到三天，查的人就被调走了。”
王文翰沉默了。他想起母亲常说外公行医时的事：有一年闹瘟疫，外公免费施药，却得罪了囤积药材的奸商，差点被陷害入狱。
“先回去吧。”他最终只说。
当晚，王文翰回到住处——党部后面的一间小厢房。
房间简朴，一床一桌一椅，唯一的装饰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字：“医者仁心”，那是外公傅鉴飞的遗墨。
王文翰打水洗脸时，看着水中自己疲惫的倒影，想起母亲和他说过的家族往事。
傅家是闽西有名的中医世家，传到武所的傅鉴飞已是第五代。外公不仅医术高明，更以医德闻名四乡。民国初年，鸦片在武所一带泛滥，傅鉴飞亲眼见到许多病人因吸食鸦片而家破人亡，便自发在武所开办“戒烟馆”，用中药方剂帮人戒烟。
“你外公常说，鸦片之害，甚于洪水猛兽。”母亲傅善贞曾含泪回忆，“他免费为穷人戒烟，却得罪了当地的烟贩。那些人夜里往医馆扔石头，还在镇上散布谣言，说他的药吃死了人。”
最严重的一次，几个烟贩勾结官府，诬告傅鉴飞“非法行医，毒害人命”，把他抓进县衙关了三天。后来是四乡受过他恩惠的百姓联名作保，才被放出来。
出狱后，傅鉴飞没有退缩，反而更坚定了戒烟的决心。他在医馆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宁可得罪千夫指，不愿见一人家破。”这事传开后，连省城都有记者来采访。
可惜好景不长。民国十三年，傅鉴飞因家庭变故，一病不起，临终前对女儿说：“我这辈子救了不少人，但鸦片之祸，非一人之力能除。需有识之士，有为之官，上下同心，方能根治。”
王文翰那时才十岁，站在病榻前，看着外公枯瘦的手握着自己的手，声音微弱却坚定：“文翰，你长大若能为官，当以百姓为重……”
桌上的油灯噼啪响了一声，将王文翰从回忆中拉回。
他铺开纸笔，开始写今天的行动报告。笔尖在纸上停顿良久，最终只写了查抄烟馆的数量和没收的烟土斤两。关于老陈说的那些“动不得”的地方，他一个字也没提。
二月下旬，禁烟行动进入第二阶段：处理顽固烟民。
王文翰面前摆着一份案卷：郭光熙，四十二岁，裁缝，三次复吸，屡教不改。
据档案记载，郭光熙原是城里有名的好裁缝，手艺精细，生意不错。五年前染上烟瘾，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店铺也卖了。政府前两次抓到他，送去戒烟所，戒了又犯，犯了又戒。
“这是典型，必须严惩。”张书记长在会议上敲着桌子，“不杀一儆百，禁烟令就是一张废纸！”
会上有人小声说：“郭光熙虽三次复吸，但罪不至死吧？而且他戒的时候确实很痛苦，浑身发抖，口水鼻涕直流，看着可怜……”
“可怜？”张启明冷冷道，“那些因鸦片家破人亡的不可怜？蒋委员长明令：‘复吸者，格杀勿论’。我们这是在执行国法！”
王文翰负责准备郭光熙的案卷材料。他去了临时关押处，见到了这个即将被枪决的烟民。
郭光熙被关在一间狭小的囚室里，蜷缩在墙角，瘦得皮包骨头，两眼深陷。见王文翰进来，他挣扎着爬起来，跪在地上磕头：“长官，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戒！一定戒！”
王文翰让看守打开牢门，走进去蹲下身：“郭光熙，你前两次也是这么说的。”
“这次是真的！真的！”郭光熙涕泪横流，“我梦见我娘了，她说我要是再抽，死了都没脸见祖宗。长官，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家里还有老母亲……”
“你母亲不是去年就去世了吗？”王文翰翻过案卷，清楚记得这一条。
郭光熙一愣，随即哭得更凶：“是，是去世了，所以才托梦啊！长官，我要是死了，我郭家就绝后了！我儿子才十二岁，在外面流浪，我还没找到他……”
王文翰心中不忍，站起身：“你的案子已经定了，后天执行。”
“不！不！”郭光熙扑过来抱住他的腿，“长官，我知道是谁卖给我的烟土！我可以举报！戴罪立功！”
王文翰心中一动：“谁？”
郭光熙左右看看，压低声音：“是城南清雅茶社的李老板，但……但他上面还有人，是警察局的……”
看守咳嗽一声，打断了郭光熙的话。
王文翰明白看守的意思，对郭光熙说：“这些话，你可以在法庭上说。”
“没用的，没用的。”郭光熙突然松开手，瘫坐在地，眼神空洞，“上次老吴也是这么说的，结果还没上法庭，就在牢里‘病死了’。长官，您是个好人，但这事……您管不了的。”
离开关押处时，王文翰心情沉重。老陈跟在他身边，低声说：“郭光熙说的老吴，是去年一个烟贩，确实举报过一些事，然后就莫名其妙死了。尸检说是突发急病，但有人看见前一天晚上，警察局的人来找过他。”
“为什么不查？”
“查？”老陈苦笑，“王干事，您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这武所城就像一张网，谁碰了不该碰的线，就会被缠死。”
二月二十八日，郭光熙被押赴城西刑场枪决。
那天阴雨绵绵，围观的人群沉默地看着。枪响时，王文翰站在远处，没有上前。他听见身边两个商贩模样的人低声议论：
“唉，也是个可怜人。”
“可怜什么？抽大烟的都该死！我堂弟就是被这东西害死的。”
“你说，那些真正卖大烟的怎么不抓？光抓这些抽的有什么用？”
“嘘——小声点！不要命了？”
王文翰转身离开，雨水打湿了他的肩头，寒意刺骨。
郭光熙案后，禁烟行动加快了节奏。
三月上旬，王文翰接连审理了十九起重吸烟民案。这些案子大同小异：都是已经登记在册、进过戒烟所的烟民，再次被发现吸食鸦片。
审讯在党部临时设立的“禁烟特别法庭”进行。说是法庭，其实就是一间稍大的会议室，挂上国父像和国旗，摆上几张桌子。
第一个被带进来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民，姓林，双手粗糙，满脸皱纹。
“林大有，你二月初刚从戒烟所出来，为什么又抽？”王文翰翻着案卷。
林大有低着头：“长官，我也不想啊。从戒烟所出来，浑身骨头疼，整夜整夜睡不着。那天路过陈记杂货铺，老板说有点‘好东西’，能止疼，我就……”
“陈记杂货铺也卖烟土？”
“不是明着卖，是偷偷的。”林大有突然抬头，“长官，我可以带你们去！戴罪立功！”
王文翰与一旁的老陈对视一眼。老陈微微摇头。
“你的情况，判处强制劳动三个月，再去戒烟所。”王文翰写下判决。
林大有被带下去时，还不停回头喊：“长官，我真的可以带路！陈老板的烟土是从码头来的，我知道！”
第二个、第三个……一整天下来，王文翰审了八个人。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一些线索：码头的货运工头、某个客栈的掌柜、甚至是政府里的小职员……但一追问具体细节，这些人又支支吾吾，不敢多说。
休息时，王文翰问老陈：“这些线索，为什么不追查？”
老陈点了支烟——他是行动队里唯一抽烟的，抽的是纸烟，不是烟枪。
“王干事，我在这行干了十几年，明白一个道理：有些事情，不是查不到，是不能查。”他吐出一口烟圈，“就像下棋，有些棋子可以吃，有些棋子不能动，动了整盘棋就乱了。”
“禁烟是国家大计，有什么不能查的？”
老陈看着他，眼神复杂：“您是真不懂还是……唉，我直说吧。武所的烟土生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清朝末年就有，军阀混战时更盛。现在虽然明面上禁，但暗地里，多少人的利益在里面？警察局、商会、甚至县衙里，都有份子钱拿。您要是真一查到底，得罪的不是一两个人，是一张网。”
“那我们就看着这些人继续受害？”王文翰指着窗外，那里正押送着一批烟民去劳动营。
“能做多少做多少吧。”老陈掐灭烟头，“至少我们把明面上的烟馆扫了，抓了些小贩子，救了一些能救的人。至于那些深层的……得慢慢来。也许等哪天，上头真的下决心了，或者换个有魄力的大官来，才能真正解决。”
王文翰沉默了。他想起了外公，那个以一己之力对抗烟毒的老中医。外公临终前说：“需有识之士，有为之官，上下同心，方能根治。”
上下同心……可现在，上下真的同心吗？
三月中旬，第一阶段禁烟行动“圆满结束”。
统计数字很漂亮：查封烟馆二十三处，收缴烟土一百八十斤，烟具五百余件，枪决顽固烟民一人，判处重吸烟民十九起，登记在册烟民三百余人，其中二百人已送入戒烟所。
省党部发来嘉奖令，表扬武所县“禁烟有力，成效显着”。
张书记长很高兴，在醉仙楼设宴庆功。县里各界头面人物都来了：警察局局长、商会萧会长、几位参议员、乡绅代表……满满坐了五桌。
王文翰作为禁烟行动负责人，被安排在主桌，坐在张书记长旁边。
宴会开始，张启明起身举杯：“各位同仁，各位朋友，此次禁烟行动取得阶段性胜利，离不开在座各位的支持！特别是警察局的刘副局长、商会的萧会长，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协助。我代表县党部，敬大家一杯！”
众人纷纷起身，一片恭维之声。
王文翰跟着举杯，目光扫过席间众人。警察局刘副局长四十多岁，满面红光，正与萧会长低声谈笑。萧会长五十来岁，胖胖的，手上戴着一枚硕大的玉戒指，据说他经营的货栈生意遍布闽西。
酒过三巡，气氛热闹起来。萧会长端着酒杯走到王文翰身边：“王干事，年轻有为啊！这次禁烟，辛苦了！我敬你一杯！”
“萧会长客气，职责所在。”王文翰与他碰杯。
“不过啊，”萧会长压低声音，带着酒气说，“禁烟这事，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有些事，不能太急，得慢慢来。就像治水，宜疏不宜堵嘛。”
王文翰不动声色：“萧会长的意思是？”
“哎，我就是随口一说。”萧会长拍拍他的肩膀，“你还年轻，前途无量。有些事情，看破不说破，才是智慧。”
这时，张书记长也走过来，搂住两人的肩膀：“文翰，萧会长是我们县里的栋梁，以后多向萧会长请教。萧会长，文翰是个人才，你多提携。”
“一定一定！”
宴会进行到一半，王文翰借故离席，到走廊透透气。醉仙楼是武所最好的酒楼，雕梁画栋，灯火通明。从二楼走廊望出去，能看到半个县城的夜景。
老陈不知什么时候也出来了，站在他身边。
“怎么样，王干事，还习惯这种场合吗？”
王文翰苦笑：“说实话，不习惯。”
“慢慢就习惯了。”老陈望着楼下街景，“您看这武所城，晚上多安静。但您知道吗，就在这安静下面，有多少见不得光的交易在进行？”
“你是说……”
“城南的清雅茶社，今晚照样有牌局，只不过不抽大烟了，改打麻将。城北的悦宾客栈，后院的小楼里，照样有人吞云吐雾。”老陈的声音很平静，“我们今天庆功，他们也在‘庆功’——庆祝风声过去了，生意照旧。”
王文翰握紧了栏杆：“那我们做的这些，有什么意义？”
“有意义。”老陈转过头看他，“至少明面上，烟馆没了，烟民少了，老百姓看到政府在行动。至于暗地里的……慢慢来吧。民国都二十九年了，鸦片在中国流行了一百多年，哪是一朝一夕能根除的？”
“可我外公说……”
“我知道傅老先生。”老陈突然说，“我父亲也曾去找他戒过烟。傅老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那个时代，是一个人对抗整个风气。现在不同了，我们有政府，有法律，有组织。虽然……虽然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总比一个人单打独斗强。”
王文翰惊讶地看着老陈：“你认识我外公？”
“武所老一辈的，谁不知道傅神医？”老陈笑了，“我父亲戒烟成功后，活了七十多岁，常说多亏了傅老先生。所以这次调来配合您工作，我也挺高兴的。傅老先生的孙子，错不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楼下传来划拳行令的声音，宴会还在继续。
“王干事，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老陈犹豫了一下。
“你说。”
“您太认真，这本来是好事。但在这个环境里，太认真的人容易吃亏。”老陈斟酌着词句，“郭光熙临死前说的那些话，您别太往心里去。有些事情，不是您这个位置能改变的。做好分内的事，保护自己能保护的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王文翰望着远处黑暗中的街巷，那里隐约有几点灯火，不知是寻常人家，还是仍在营业的地下烟馆。
“我外公临终前说，希望我若能为官，当以百姓为重。”他轻声说，“我现在做的，真的是以百姓为重吗？那些被枪决的、被判刑的烟民，他们也是百姓。”
老陈叹了口气：“这话，您只能对我说说。在书记长面前，在庆功宴上，千万别说。”
两人回到宴会厅时，正好听到刘副局长在讲话：“……这次禁烟行动，我们警察局全力配合，抓获烟贩十二人，其中还有两个是外地流窜来的要犯！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武所的治安是过硬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掌声响起。
王文翰看着刘副局长红光满面的脸，想起郭光熙临死前的话：“是警察局的……”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很辣，辣得他眼睛发酸。
庆功宴后几天，王文翰收到母亲的来信。
母亲傅善贞识字不多，信是请镇上教书先生代笔的，但末尾有她亲笔写的一句话：“翰儿，在外保重身体，做事对得起良心。”
信中说了些家常：妹妹出嫁后的生活，舅舅家的近况，镇上最近发生的事。还提到，武所也有人议论县里的禁烟行动。
“镇上有人说你枪毙烟民，太严厉；也有人说你做得好，鸦片害人，该禁。娘不懂这些大道理，只记得你外公常说：医者治病，官者治世，都要对症下药。但药太猛了伤人，太轻了无效。其中的分寸，最难把握。”
信的最后，代笔的先生加了一段自己的话：“文翰贤侄，今之禁烟，犹如令祖当年之行医救人，其志可嘉。然时局复杂，非武所一镇可比。望你在外行事，既有令祖之仁心，亦需懂得权变之道。保全自身，方能长久为民做事。”
读完信，王文翰独坐良久。
外公傅鉴飞一生行医，救治过无数人，包括那些因鸦片受害的人。但他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病人，哪怕是屡戒屡犯的烟民，他也耐心劝导，反复治疗。
而现在，自己作为政府官员，却亲手将一个人送上了刑场。
这是进步，还是另一种残酷？
下午，王文翰去了戒烟所视察。
戒烟所设在城郊一座旧祠堂里，条件简陋，但还算干净。一百多名烟民在这里接受强制戒烟。他们睡通铺，吃简单的伙食，每天有医生来检查，服用戒烟药——那药方，还是省里发下来的，据说参考了各地中医的验方，其中就有傅鉴飞当年用过的一些药材。
所长姓周，是个老中医，认识王文翰的外公。
“王干事，您来了。”周所长带着他参观，“这些人进来时，个个像鬼，现在好多了。有些人戒断反应强烈，我们尽量照顾。”
王文翰看到一个年轻人蜷缩在墙角，浑身发抖，口水直流。两个看护正按住他，喂他吃药。
“这个后生叫阿旺，才十九岁，被他爹送来戒烟的。”周所长叹气，“他爹说他抽了两年，把家产都败光了。进来七天，最难熬的时候过去了。”
“能戒掉吗？”
“难说。”周所长摇头，“戒烟容易，戒心瘾难。出去后，如果环境不变，没人管束，很容易又复吸。这次抓的那十九个重吸的，有好几个都是从我们这里出去不到一个月又抽上的。”
“那怎么办？”
周所长苦笑：“除非把他们关一辈子，否则只能靠他们自己。还有，要断了烟土的来源。不然我们在这边戒，他们在那边卖，有什么用？”
王文翰想起清雅茶社，想起悦宾客栈，想起庆功宴上那些人的笑脸。
“周所长，您认识我外公，您觉得他会怎么做？”
周所长看了他一眼，缓缓道：“傅老先生会尽心尽力救治每一个人。但他也会说，治病要治根。鸦片这个病，根子在买卖，在利益。不把这个根挖了，治标不治本。”
“可这个根，不好挖啊。”
“是不好挖。”周所长望着祠堂天井里那棵老榕树，“傅老先生当年也知道不好挖，但他还是挖了。虽然没挖干净，但至少挖动了一些土。后来的人继续挖，总有一天能挖到根。”
从戒烟所出来，已是傍晚。夕阳把天边染成一片血红。
王文翰走在回城的路上，想起母亲信中的话：“做事对得起良心。”
他的良心告诉他，禁烟是对的。但他的良心也告诉他，只抓小鱼小虾，放过背后的大佬，是不对的。
可他能做什么呢？他只是一个刚调来县党部的小干事，没有背景，没有势力。张书记长看重他，是因为他办事认真，不会惹麻烦。如果他真的去查那些“动不得”的人，恐怕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自己。
四月初，禁烟行动进入常态化阶段。
表面上，武所的烟毒似乎被遏制住了。烟馆关门，烟民减少，街上再也看不到公开吸食鸦片的人。省里的视察团来检查，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暗地里，各种传闻开始流传。
茶馆里，人们交头接耳：
“听说了吗？城南清雅茶社最近生意更好了，后院常有马车进出。”
“可不是，我侄子在码头干活，说晚上常有货箱悄悄运进城，不知道是什么。”
“还能是什么？老东西呗。明面上禁了，暗地里涨价了！”
“嘘——小声点！不要命了？”
这些传闻也传到了王文翰耳中。有匿名信投到党部，举报清雅茶社和悦宾客栈仍在贩卖烟土。信中还提到警察局有人充当保护伞。
王文翰把信交给张书记长。
张启明看了信，皱了皱眉，然后笑着说：“文翰啊，这种匿名信，多半是有人挟私报复，不可全信。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这样，你让行动队去查查，走个过场。”
“书记长，如果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也要依法办事。”张启明打断他，“但要记住，我们做事要有证据，不能听风就是雨。特别是涉及政府部门的人，更要谨慎。不能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举报，就伤了同志间的信任。”
王文翰明白了。所谓“查查”，就是做做样子。
果然，老陈带人去清雅茶社“检查”后，回来报告：“一切正常，就是普通茶馆。”
“后院也查了？”
“查了，几间客房，住的是正经客人。”老陈避开王文翰的目光，“王干事，有些事情……差不多就行了。”
王文翰没再追问。
四月中旬，发生了一件事。
一个叫阿发的码头搬运工，因偷窃烟土被抓获。审讯中，他供出一个惊人的消息：码头上每月都有大批烟土运进城，收货方是“萧记货栈”——正是商会萧会长的产业。
而且，阿发说，警察局有人定期来收“管理费”，带队的是刘副局长的亲信。
王文翰立即提审阿发。阿发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因为长期干重活，背有些驼。
“你说的都是真的？”王文翰问。
“千真万确！”阿发赌咒发誓，“我要是说半句假话，天打雷劈！我因为在码头上偷了一小块烟土，被他们发现，差点被打死。后来趁乱跑出来，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所以来自首。”
“为什么不去警察局报案？”
阿发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长官，您是真不知道？警察局和他们是一伙的！我去报案，不是自投罗网吗？”
王文翰让老陈带人去码头调查。但奇怪的是，码头的工头们都说没这回事，还说阿发是因为偷东西被开除，怀恨在心，故意诬陷。
更奇怪的是，两天后，阿发在关押处“突发急病”，送医途中死亡。医院的死亡证明上写着：“突发性心脏病”。
王文翰要求验尸，被张书记长制止了。
“文翰，这事就到此为止吧。”张启明神色严肃，“阿发是个小偷，他的话不可信。而且医院已经出了证明，再折腾下去，影响不好。现在禁烟行动刚取得成绩，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谣言就动摇。”
“可是书记长，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没有如果！”张启明提高了声音，“文翰，我欣赏你的认真，但也要懂得大局。武所的禁烟工作受到省里表扬，这是全县的光荣。我们不能因为一些没有证据的传言，就否定取得的成绩。你明白吗？”
王文翰看着书记长的眼睛，那眼睛里有一种他看不懂的东西——是警告？是无奈？还是别的什么？
“我明白了。”他最终说。
走出书记长办公室时，王文翰在走廊上遇到了萧会长。萧会长正与一个警察局的官员谈笑风生，见到王文翰，热情地打招呼：“王干事，忙着呢？”
“萧会长。”王文翰点头致意。
“听说最近有些关于我们商会的谣言？”萧会长笑眯眯地说，“王干事可要明察秋毫啊。我们商会一向遵纪守法，全力支持政府工作。禁烟行动，我们也是出了力的。”
“是的，萧会长对禁烟工作支持很大。”王文翰机械地回应。
“那就好，那就好。”萧会长拍拍他的肩膀，“年轻人，好好干，前途无量啊。”
看着萧会长远去的背影，王文翰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外公傅鉴飞站在医馆门口，那副对联还在：“宁可得罪千夫指，不愿见一人家破。”但医馆里空无一人，门外却排着长长的队伍，都是面黄肌瘦的烟民。
外公看着他，叹了口气：“文翰，你做的对，也不对。”
他问：“哪里不对？”
“你治了病，但没治根。”外公说，“根在深处，在地下，你得往下挖，一直挖。”
“可我挖不动，那根太深了。”
“一个人挖不动，就十个人挖；十个人挖不动，就一百个人挖。”外公的身影渐渐模糊，“总有一天，能挖到的……”
醒来时，天还没亮。王文翰坐在床上，想起周所长的话：“后来的人继续挖，总有一天能挖到根。”
四月底，武所的春天真正来了。江边的柳树发了新芽，桃花开了满城。
禁烟行动的“辉煌战绩”被写成报告，送往省里。张书记长因此受到表彰，据说可能调任更高职位。王文翰也得到嘉奖，被提拔为党部宣传科副科长。
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圆满。
但王文翰知道，那些青烟并未散尽。它们只是从明处转到暗处，从街面的烟馆转到深宅大院，从公开的买卖转到隐秘的交易。
有时晚上路过城南，他还能闻到那种特有的甜腻气味，从某座高墙大院里飘出来。
有时在街上，他会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那些本该在戒烟所的人，又出现在茶馆酒肆，眼神飘忽，呵欠连天。
老陈私下告诉他：“最近黑市烟土价格涨了三倍，因为风险大了。但生意照样做，只是更隐蔽了。而且……听说利润分成重新划了，有些人拿的比以前更多。”
“都有谁？”
老陈摇头：“王干事，别问了。知道多了，对您没好处。”
五一劳动节，县党部组织各界人士座谈会。萧会长在会上发言，慷慨激昂：“禁烟运动的胜利，证明了我县政府和党部的英明领导！我们商界人士坚决拥护，并将继续支持政府各项工作！”
掌声热烈。
王文翰坐在后排，看着萧会长红光满面的脸，想起阿发临死前的供词，想起郭光熙绝望的眼神，想起那些在戒烟所里挣扎的烟民。
散会后，张书记长叫住他：“文翰，下个月省党部有个培训班，我推荐你去。学习三个月，回来有大用。”
“谢谢书记长栽培。”
“好好干。”张启明意味深长地说，“你还年轻，路还长。有些事，急不得。时间到了，自然就解决了。”
王文翰明白这话的意思。
离开党部时，他在门口遇到了周所长。周所长是来送戒烟所的工作报告的。
“王干事，有件事我想跟您说。”周所长犹豫了一下，“我下个月要辞职回乡了。”
“为什么？戒烟所不是办得很好吗？”
“是办得很好，但……”周所长苦笑，“我年纪大了，想回乡养老。而且，我总觉得，我在这里做的事，就像你外公当年说的：治标不治本。”
王文翰沉默了一会儿，问：“周所长，您说，我们做的这些，有意义吗？”
“有。”周所长肯定地说，“至少我们救了一些人。戒烟所里那一百多人，有一半可能真的能戒掉。他们的家庭会因此得救。这难道没有意义吗？”
“可是根源还在……”
“根源是要挖，但挖根是个漫长的过程。”周所长拍拍他的肩膀，“你外公挖了一辈子，没挖完。我们现在接着挖，可能也挖不完。但只要我们不停下，一代代挖下去，总有一天能挖到根。怕的是，连挖都不挖了。”
王文翰望着远处苍茫的群山。武所城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但在这秀丽之下，有多少暗流涌动？
“周所长，您回乡后，戒烟所怎么办？”
“会有新人来的。”周所长说，“总会有人愿意做这件事。就像你外公去世后，还有我这样的人继续他的工作。我走了，也会有别人来接替。”
两人道别后，王文翰独自走在回住处的路上。
夕阳西下，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路过一家茶馆时，他听见里面传来说书人的声音，正在讲岳飞的《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他突然想起外公教他背的另一首词，是林则徐的：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外公说，林则徐虎门销烟，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但他也因此得罪权贵，被贬新疆。可即便如此，他从未后悔。
“文翰，做人要有原则，做官要有风骨。”外公曾这样教导他，“但也要懂得，有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要有耐心，要有智慧，更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
天色渐暗，城中亮起灯火。
王文翰回到住处，打开笔记本，开始写日记。这是他从学生时代养成的习惯。
“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三十日。禁烟行动‘圆满结束’，但我知道，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今日与周所长一席话，感慨颇多。他说，挖根是个漫长的过程，怕的是连挖都不挖了。”
“我不会停下。虽然现在力量微薄，虽然前路艰难，但我会继续挖下去。像外公那样，像无数前辈那样。也许我看不到根除的那一天，但只要我在挖，后来的人就会接着挖。”
“青烟未尽，斗争不息。”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望向窗外。
夜色中的武所城，安静而祥和。但在这安静之下，有多少故事正在发生？有多少人在挣扎，多少人在交易，多少人在坚持，多少人在妥协？
他不知道答案。
但他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他还会继续他的工作——在党部处理文件，去戒烟所视察，偶尔带队检查……一点一点，挖下去。
就像外公说的：总有一天，能挖到根的。
总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