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玉振沉默了很久。
久到窗台上的烟灰缸里又多了两个烟头，他才缓缓开口：
“婉清，你还记得张万财吗？”
“怎么不记得。”苏婉清眼眶微红，“那个管账的老先生。”
“他临终前抓着账本说：‘灶台下面，账本要收好。’”贾玉振声音很低，“他一辈子没离开过川渝，不知道美国在哪，不知道黑人白人有什么区别。但他知道穷，知道饿，知道想让孩子吃饱饭、有书读。”
他转过身，看着妻子：
“如果张万财能听懂英文，能读到这篇改编版——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苏婉清愣住了。
“他会说。”贾玉振自问自答，“‘这个什么密西西比河边上，也有像我一样扒拉算盘、想让孩子们吃上饱饭的人。’他会说：‘这个什么种植园的苦，跟咱们庄稼人的苦，是一个苦。’”
他走到书桌前，拿起那份译文，手指拂过那些被改写的段落：
“文字一旦离开笔尖，就像种子被风吹走。你不知道它会落在哪片土地，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雨水，不知道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可是，”苏婉清犹豫，“这样改下去……会不会失了原意？会不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
贾玉振笑了。
笑得很淡，但眼里有光：
“婉清，你告诉我——我写《我有一个梦想》的‘原意’，到底是什么？”
“是……”苏婉清想了想，“是让中国人不放弃希望，是让前线的弟兄知道为什么流血，是让后方的百姓相信天亮会来。”
“那现在，一个美国的黑人领袖，用这篇文章让他的同胞不放弃希望，让黑人知道为什么抗争，让贫民窟的人相信有一天不用再从后门进餐厅——”贾玉振看着她，“这个‘原意’，变了吗？”
苏婉清答不上来。
“没变。”贾玉振自己回答，“只是换了个战场，换了一群战士，换了一种口音。但仗，还是那个仗——为‘人’这个字而战，为不被当牲口看而战，为子孙后代能挺直腰杆而战。”
他坐下来，铺开新的宣纸，研墨。但没马上写，而是先在那份译文的第一页空白处，用毛笔蘸饱浓墨，写下几行字：
“致隔海握笔的兄弟：
见字如晤。
你们改写的每一个词，我都读了。
改得好。
该把长江改成密西西比——应该。
该把废墟改成贫民窟——应该。
该把我的‘总有一天’，改成你们的‘就在此刻’——更该。
因苦难无专利，渴望无版权。
你我不过是在各自的夜里，做了同一个梦。
继续做梦。
继续言说。
纵使长夜如墨——
总有星火，
在隔海相望的彼岸，
彼此认出，
彼此照亮，
彼此说：
‘原来你也在这里，原来我们做着同一个梦。’”
写完，他唤来阿四——那个从河南逃难来、现在帮着跑腿送信的年轻人。
“阿四，去找冯四爷，让他通过老渠道，把这段话发给纽约的玛丽·温斯洛女士。”贾玉振仔细叠好那张纸，“请她转交沃尔特·怀特先生。”
阿四郑重接过：“先生，要署名吗？”
贾玉振想了想：
“就写：一个在重庆废墟中，听见了哈莱姆回声的中国人。”
阿四离开后，苏婉清轻声说：“玉振，你变了。”
“变了吗？”
“变得更……像一面镜子了。”苏婉清说，“以前你的文字是刀，砍向黑暗。现在……像镜子，照见别人的苦难时，也照见了自己。”
贾玉振看向窗外。
晨光正好，照在那些刻着捐赠者名字的砖瓦上，照在血书碑上，照在孩子们专注读书的小脸上。
早读的孩子们正在齐声背诵《平民千字文》里的一段：
“人有志，不嫌贫。书有字，能通神。国虽破，心不灭。待天明，万象新。”
背诵完，一个孩子举手问先生：“先生，‘万象新’是什么意思？”
教书的先生——是希望基金请来的老先生——想了想，说：
“就是这世上所有的苦难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孩子似懂非懂，但点了点头。
贾玉振听着这段对话，忽然明白了什么。
他提笔，在新铺的宣纸上写下标题：
《梦无疆》
墨迹在纸上洇开，像某种无声的宣示。
而在大洋彼岸，哈莱姆的雪早已化了。
阳光照在第七大道上，露出底下原本的颜色——不是纯白，是混杂着泥土、血迹、泪水、烟蒂、口香糖残渣的、斑驳而真实的颜色。
就像梦想本身。
从来不是单一的白色，或黑色，或黄色。
它从来都是混杂的——
混合着所有在夜里哭泣的眼睛的颜色，
所有在压迫下依然挺直的脊梁的颜色，
所有隔海相望、却能彼此认出的心跳的颜色。
而此刻，在重庆和纽约之间，在黄皮肤和黑皮肤之间，在长江和密西西比河之间——
有一种颜色正在诞生。
它不属于任何种族，任何国家。
它只属于那些依然敢在黑暗中做梦的人。
它的名字叫：
“不屈”。
（致敬：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