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湄公河平原的暑气尚未消退，柬埔寨金边的总督府内已响起庄严的军号声。随着镇南纵队第二师师长李锐将兴南国旗插上总督府楼顶，历时两年零六个月的中南半岛解放战役正式宣告结束。镇南纵队以铁血战力横扫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彻底肃清境内所有日军势力，将这片横跨北纬8度至23度、东经100度至109度的广袤土地，全部纳入兴南版图。
此时的兴南，已不再是局限于兴南本土的区域性政权，而是疆域涵盖整个中南半岛的新兴大国——国土面积从原兴南的67.66万平方公里，扩展至200万平方公里，人口从三千万激增至七千万，其中华人占比55%，越南、老挝、柬埔寨本土少数民族45%，形成了“华人主导、多民族共存”的人口格局。仰城军委会作战室内，楚阳目光落在仰城、西贡、万象、金边四大核心城市上，声音沉稳而坚定：“中南半岛的统一，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兴南崛起的开端。我们要以‘兴南模式’为根基，让这片土地实现稳定、发展与繁荣，让数千万民众真正认同兴南，共建一个强大的华人国家。”
早在兴南立国之初，楚阳便已构建起“稳定优先、制度先行、民生为本”的治理框架，通过“军事接管-政务衔接-基层扎根”三阶段推进，用四个月时间完成了原缅甸境内的全域接管，终结了殖民统治与土司割据，建立了“华联党领导、多民族协同、法治保障”的治理体系。如今，面对中南半岛三国的广阔疆域与复杂的民族构成，楚阳决定将这套成熟的“兴南模式”全面推广，同时根据三国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适配，确保统治根基稳固。
中南半岛解放初期，楚阳并未急于推行直接统治，而是采取“军事管制+地方自治”的过渡模式，稳步推进权力交接。他下令兴南国防军抽调10万兵力，分驻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21个战略区域（越南西贡、河内、顺化；老挝万象、琅勃拉邦；柬埔寨金边、马德望等），每个区域驻军4000-6000人，负责清剿日军残余、地方土匪及反兴南武装，确保无大规模武装冲突。同时，参照1930年原兴南接管经验，成立“军事管制小组”，每组10人，由军官、行政人员、翻译、少数民族代表组成，30天内完成三国境内日军据点、殖民办公楼、军火库、电台、港口等关键设施的接管，张贴《兴南接管公告》，明确“保护平民生命财产、尊重民族习俗、保障合法权益”三大政策，打消当地民众的顾虑。
在地方自治层面，楚阳任命三国境内的华人领袖与爱国人士担任临时行政长官，临时政府的核心职责是“维持秩序、恢复生产、收集民意”，下设民政、财政、教育、治安四个部门，部门副职必须由当地少数民族代表担任，确保政策制定能兼顾多民族利益。例如，越南临时政府针对占族、高棉族聚居区，专门出台“民族语言保护政策”，允许学校开设本民族语言课程；柬埔寨临时政府则保留了吴哥窟等宗教遗址的原有管理体系，尊重佛教信仰自由。
为了赢得民心，兴南中央政府从本土调集大量资源支援三国：仰城兵工厂生产的农具、种子通过湄公河航运运往各地，帮助恢复农业生产；曼德勒的医疗队分赴乡村，建立临时医院，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兴南教育部组织华文教师队伍，在三国主要城市开设学校，实行“华文+本土语言”双语教学，同时推广兴南通用货币“兴南元”，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仅1943年下半年，兴南便向三国输送粮食50万吨、药品1000吨、农具20万件，修复铁路500公里、公路2000公里、港口12个，让饱受战争创伤的民众迅速感受到稳定与发展的希望，对兴南的认同感日益增强。
1944年3月，中南半岛三国的社会秩序已基本恢复，经济逐步复苏，民心归向已成定局。楚阳认为时机成熟，下令在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同时举行“并入兴南”全民公投，投票时间为期7天，凡年满18岁的公民均可参与，投票点覆盖三国所有县乡，由兴南监察局与统调局联合监督，确保公投公平公正。
公投前，兴南中央政府通过电台、报纸、传单等多种渠道，向三国民众宣传并入兴南的利好：“并入后，将享受兴南公民同等权利，参与国家治理；兴南将持续投入资源，发展工业、农业、教育、医疗，实现共同富裕；各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权益将得到宪法保障。”同时，组织“兴南模式宣讲团”，深入乡村社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兴南的民族政策、土地制度、法治体系，解答民众疑问。
投票过程中，各地民众踊跃参与，投票率高达92%。在越南西贡，华人与越南族民众排着长队，有序进入投票站；在老挝琅勃拉邦，傣族、苗族民众用本民族语言在选票上写下“同意”；在柬埔寨吴哥窟附近的村庄，高棉族民众手持选票，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最终投票结果显示，三国同意并入兴南的比例分别为：越南95%、老挝93%、柬埔寨94%，公投获得圆满成功。
1944年4月15日，兴南第一届议会大会在仰城隆重召开，来自原兴南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300名议员齐聚一堂，其中少数民族议员占比40%。大会审议通过了《兴南宪法（修订版）》，正式宣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并入兴南，成为兴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留一定的地方自治权，同时明确“兴南全境实行统一的法律、货币、国防、外交”，确立了“中央-市-自治区-县-乡”四级治理体系。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集体：楚阳当选兴南国家主席、华联党总书记、军委会主任，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楚礼出任政务总理，负责全国政务管理；楚强担任国防部长兼军委会副主任，统筹国防与军队建设；杨正财（财政）、杨金秀（统调局）、周明（教育）、李华（大法官）分别担任各核心部门负责人，形成了以华联党为核心的领导团队。
公投并入后，楚阳下令在中南半岛全域推行“兴南模式”，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多个维度，构建统一、高效、稳固的治理体系。
在原有“八大行政部门+两大制衡机构”基础上，增设“民族事务部”“中南半岛开发部”，专门负责少数民族权益保障与三国经济建设。八大行政部门部长均由华联党核心成员担任，副部长及关键岗位中少数民族占比不低于15%，确保多民族参与国家治理。参议局、监察局扩容至50人，其中少数民族代表20人，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将兴南全境划分为8个省、42个市、315个县，按“核心区（华人占比60%以上）、过渡区（多民族混居）、边境区”分层管理。自治区行政长官由华联党成员担任，配备少数民族副长官1名；县长、乡长参照“兴南模式”，实行“华人为主、少数民族协同”的配置，乡镇设立“乡董会”，华人与少数民族代表各占50%，负责基层事务决策。
全面推行半岛境内的“土司制度终结”政策，在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解除地方封建领主的武装，收回其行政管辖权。对主动配合的封建领主，授予“荣誉顾问”头衔，纳入参议局担任代表；对抵抗者，由镇南纵队强制接管，其领地划归所在县管辖。1944年底，三国境内的封建割据势力被彻底肃清，实现了行政统一。
推行“土地共有、承包经营”政策，发布《兴南土地共有条例（修订版）》，宣布兴南境内所有土地、矿产、森林、水资源归国家所有，禁止私人买卖。按“农村户口每人1.5亩耕地”的标准，向三国农民分配耕地，发放《土地承包证》，承包期限20年，到期可续；鼓励农民组建合作社，发展水稻、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兴南农业部提供种苗、技术与市场支持。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柬埔寨平原等粮食主产区，建设大型灌溉工程，推广高产水稻品种，1945年兴南粮食年产量突破1500万吨，实现自给自足并有余力出口。
整合三国工业资源，在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新建大型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依托当地的煤炭、铁矿资源，扩大军工与民用工业产能。曼德勒兵工厂与西贡兵工厂形成协同，月产“雄狮”系列坦克80辆、步枪10万支、火炮200门，不仅满足兴南国防需求，还能为南洋华人自卫军提供装备支援。同时，设立“实业发展基金”，规模达5亿兴南元，扶持民间中小企业发展，给予“免税3年、低息贷款”优惠，1945年兴南工业产值较1943年增长200%，成为东南亚工业实力最强的国家。
启动“中南半岛交通网建设计划”，修复并连接三国原有铁路、公路，修建仰城至西贡、金边至万象的战略公路，打通湄公河、红河的内河航运通道，形成“陆运+水运”的立体交通网络。发行统一货币“兴南元”，取代三国原有货币，在全境推行统一的金融政策；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工业投资银行”两大附属银行，为农业、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稳定物价，促进贸易流通。
发布《兴南民族平等条例（修订版）》，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1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如越南占族自治县、老挝傣族自治县、柬埔寨高棉族自治县），自治县县长由少数民族担任（需为华联党党员），县党委书记为第一负责人（华联党党员），统筹全县政务，确保“名义自治、政务统一”。每个县议会至少有2名少数民族议员，代表少数民族诉求，审议县预算、监督行政部门。
以华文为通用语言，在全境推广华文教育，实行六年义务教育，中小学开设华文课程，同时允许少数民族聚居区学校加设本民族语言课程。教育部下设“民族文化司”，收集、保护各民族语言、习俗、传统艺术，举办“兴南民族文化节”，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在宗教管理方面，严格执行“政教分离”政策，修订《兴南宗教管理条例》，规范佛教等宗教活动，禁止宗教干预政务、煽动民族矛盾，确保宗教活动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将镇南纵队与三国华人自卫军整合，扩编为55万兴南国防军，下辖12个军，分驻全境战略要地，其中8个军部署在中南半岛三国，负责边境防御与内部稳定。同时，在每个县设立武警营，乡镇设立警务站，由退役老兵充实警力，构建“国防军+武警+警察”的三级治安体系。1944年，兴南海军已拥有5艘航母、65艘驱逐舰、130艘潜艇，控制南海、暹罗湾等重要海域；空军拥有“猎豹”战斗机300架、“秃鹫”轰炸机150架，形成覆盖中南半岛的空中防御网。
司法部修订《兴南刑法》《兴南民法》，融入各民族习惯法元素，对少数民族民事纠纷实行“优先调解”原则，确保法律的适用性与公正性。在全境布局法院与监狱，每个县设1个地方法院、1个看守所，仰城设高等法院，形成“县法院-高等法院”两级审判体系。监察局扩大监督范围，将土地承包、工厂经营、宗教活动、政务执行等纳入监督，开展“清腐除恶”行动，查处殖民时期与封建统治下的贪污、欺压民众、通敌人员，1944年共查处违法人员3000余人，没收非法财产折合兴南元1.2亿元，确保政务清廉。
到1944年底，“兴南模式”在中南半岛全域落地生根，兴南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复苏、民族和睦，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国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人口8000万，军事力量（55万国防军+5万海军+5万空军）居南洋首位，工业产能足以支撑大规模战争，农业实现自给自足，交通与金融体系一体化，各民族对兴南的认同感日益增强。
兴南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东南亚的战略格局。英国、美国等盟国纷纷调整对兴南的政策，正式承认兴南对中南半岛的合法主权，加大军事与经济援助；苏联也与兴南深化合作，提供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换取兴南在远东牵制日军。1944年11月，楚阳应邀出席反法西斯同盟会议，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盟国领导人会面，兴南成为反法西斯阵营在东南亚的核心力量，参与制定东南亚战场的战略部署与战后国际秩序。
站在仰城总统府的阳台上，楚阳望着远处伊洛瓦底江上往来的运输船只，心中感慨万千。从1930年兴南立国，到1943年中南一统，再到1944年“兴南模式”全域落地，他用14年时间，带领华人在东南亚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此刻的兴南，已不再是任人欺凌的殖民地，而是足以影响世界格局的新兴大国。
“中南半岛是我们的根基，但不是我们的终点。”楚阳对身边的政务总理楚礼说道，“下一步，我们要支援南洋华人自卫军，解放南洋群岛，让更多华人摆脱压迫；同时，参与对日本本土的作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让兴南的旗帜飘扬在更广阔的土地上。”
楚礼点点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有8000万民众的支持，有65万大军的守护，有完善的工业与经济体系，兴南一定能实现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