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奕辰在安邑城墙上，从一个茫然无措的“新兵”，迅速晋升为“伍长”，乃至获封“公士”爵位，这一过程清晰地展现了战国时代，尤其是秦国为代表的，以“军功爵制”为核心的军事与社会晋升体系。
“伍长”，是秦国军队中最基层的军官。《商君书·境内》有载：“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这里的“屯长”即类似伍长。其职责远不止带头冲锋。他们需要管理手下五名士兵的日常、训练、装备，在战斗中负责最前线的侦查、警戒、小规模接敌，以及执行诸如布设障碍、修补工事等具体任务。这是一个风险极高、需要具备一定领导力和实战能力的职位。黑伯随手提拔刘奕辰为伍长，看似随意，实则是对他初次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冷静与精准击杀能力的认可，也是将他纳入正式军事体系的第一步。
而“公士”，则是秦国二十等爵制中的第一级，是最低等的爵位，但意义非凡。《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言有爵命，异于士卒，故称公士也。”这意味着，一旦获封“公士”，就脱离了“庶人”（平民）的身份，进入了“贵族”阶层，尽管是最底层。其获得的实际利益包括：获得少量田产（刘奕辰获得的十亩地）、一定的金钱赏赐（金五镒），以及在法律上享有部分特权（如触犯刑法时可能获得一定减刑）。
更重要的是，“公士”是一个起点。它赋予了持有者招募少量私兵、拥有更低级臣属的权利，为其进一步积累军功、向上攀升（下一级为“上造”）奠定了制度基础。黑伯作为中下级军官，能够破格为刘奕辰争取到“公士”爵位，一方面是因为刘奕辰立下的功劳（斩什长、破机关）确实耀眼，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战国末期，旧的世卿世禄制度正在松动，军功成为平民乃至底层士人晋升的最重要通道。黑伯此举，本身也是在与固化的贵族势力进行一种无声的对抗。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白狰所代表的“血骑将”及其“灵活步兵骑兵混合战术小队”。这并非当时某个诸侯国的常设编制，而更像是基于将领个人才能和资源，组建的“特种部队”或“精锐家兵”的雏形。白狰能够将轻步兵（弩箭骚扰）、重步兵（结阵推进）、轻骑兵（两翼游走抛射）和具装重甲骑兵（核心突击力量）进行高效协同，说明他不仅个人勇武，更具备了高超的战术指挥和兵种运用能力。这种混合战术，超越了当时普遍较为单一的兵种作战模式，体现了战国军事思想的高度发展，也是白狰能够成为一方名将的资本。
刘奕辰从指挥五个人的伍长，到开始接触和对抗这种军团级的精锐战术，其个人成长轨迹，恰好映照了战国军事体系从底层执行到高层指挥的复杂面貌。他的每一次晋升，不仅是个人的军功，也是其逐渐融入并理解这个时代战争逻辑的过程。
【叙事片段】
军法官将沉甸甸的“公士”青铜腰牌递给刘奕辰时，低声道：“按《军爵律》，得爵‘公士’，可见县令不拜，可蓄臣妾一人。望君再接再厉，早登‘上造’。”旁边一个衣着华丽、未曾上阵的年轻贵族子弟冷哼一声，对身边人道：“不过是些泥腿子用命换来的虚名罢了。”黑伯耳尖，回头瞪去，目光如刀，那子弟顿时噤声，面色难看。这一幕，清晰地展现了军功新贵与传统贵族之间微妙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