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和家的老二杜永，小学毕业那年的夏天，便给自家的读书生涯画上了句号。他和他那个年纪的许多男孩一样，屁股像长了钉子，在教室里根本坐不住，看见书本就头疼。成绩自然是一塌糊涂，没能考上初中。
对于这个结果，廷和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沉默了半晌，最后吐出一口浓烟，像是自我安慰，又像是最终裁决：
“算了，牛不喝水强按头也没用。反正是个男娃，认识几个字，会算个账，不被别人骗就行了。不爱读，就不读了吧。”
舅妈在一旁补了一句，带着农村人特有的务实：“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力气在身上，饿不死人。”
于是，杜永便彻底放了羊。他先是跟着舅娘娘家的一个兄弟学起了泥瓦工，帮着和泥、递砖、拉线。有活的时候，就跟着施工队出去干几天，能挣点现钱；没活的时候，便回到家里，扛起锄头下地，侍弄那几亩庄稼。日子仿佛一眼就能望到头，但他自己却乐得自在，比起坐在教室里受罪，他更愿意流汗。
老大杜平，好歹是把初中熬毕业了。他也没再继续读书，家里托了关系，让他跟着贾嗣镇上一个有名的石匠学手艺，主要是做土石方工程，抡大锤、凿石头，是个实打实的力气活。杜平人踏实，肯吃苦，师傅看他是个好苗子，挺喜欢他。后来，不知是日久生情，还是师傅的有意撮合，杜平竟和石匠的女儿看对了眼，顺理成章地成了亲，不久便生了一个大胖闺女。在村里人看来，杜平这算是走了条“正路”——学了手艺，成了家，立了业。
然而，同样是小学毕业，那些女同学的命运，却走向了另一条更让人唏嘘的道路。
李二发现，开学后，好几个三班的女同学。她们没有出现在初一年级的任何一间教室。她们的名字，很快就在“嫁人”这两个字背后，变得模糊起来。
有一次，李二在夏坝场上碰到了曾经的同学贺小芬。贺小芬穿着一件明显不太合身、颜色也有些老气的新衣服，手里挎着个篮子，不再是那个扎着羊角辫、会在课间和她一起跳皮筋的女孩了。
“小芬，你……你不读书了？”李二惊讶地问。
贺小芬低下头，用脚搓着地上的石子，声音很小：“嗯，不读了。”
“为啥啊？”
“我爸妈说……说女娃儿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他们……他们给我说了门亲事，是……是隔壁镇的。” 贺小芬的声音越来越低，脸上没有半点这个年纪该有的羞涩与憧憬，只有一种认命般的茫然。她才十六岁。
还有的那个姑娘，听说家里为了给她哥哥凑彩礼，急着把她嫁了出去，换来的彩礼钱转头就给了嫂嫂家。
廷秀和面铺的杨本莲阿姨说起这些事，也是连连叹气。
杨本莲一边揉着面，一边愤愤不平：“你说这都是啥爹妈？心咋这么狠呢？十几岁的娃儿，自己还是个孩子，就要去给人家当媳妇、生孩子、伺候公婆？这不是造孽吗？”
廷秀叹口气，无奈地说：“唉，有啥办法？老观念呗，总觉得女娃是赔钱货，养大了就是别人家的。早点嫁出去，家里少张吃饭的嘴，还能得笔彩礼钱。只是苦了这些女娃子了……”
她们的对话被来拿面的杜大舅娘听见了，她插嘴道：“可不是嘛！我们村原来有个姑娘，想读书，她爹不让，硬逼着她嫁人。那姑娘性子烈，结婚那天晚上就跳了河……唉，真是作孽啊！”
李二把这些话听在耳朵里，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她想起那些女同学，她们也许成绩不好，但她们也会笑，也会闹，也曾对未来的生活有过模糊的想象。可现在，她们的人生道路被“女儿身”这三个字粗暴地截断，像一棵还没长成的幼苗，被强行移栽到另一个陌生的庭院，被迫去开花结果。
晚上，她和姐姐李艳躺在小床上，悄悄议论着。
“姐，小芬她们……这就嫁人了？她们自己愿意吗？”李二迷茫地问。
李艳在黑暗中沉默了一会儿，才轻声说：“不愿意又能怎么样？她们自己说了不算。爸妈，还有周围的很多人，都觉得这样是对的。”
“可这不公平！”李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愤怒和恐惧。
“是啊，不公平。”李艳的声音带着一丝与她年龄不符的沉重，“所以，我们更要好好读书。只有读出去了，看得远了，将来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才不会像她们一样……”
窗外，月光清冷地洒在厂区的屋顶上。那些消失在校园里的女同学们，她们的命运如同投入水中的石子，只在亲人的叹息和邻里的闲谈中激起过短暂的涟漪，便迅速沉入了时代深不见底的潭水中，再无波澜。那种基于性别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在那个年代，轻易地网住了许多女孩的青春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