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家湾村关于李秀婷与支书高成献之间风言风语的漩涡中，有一个人的角色显得格外微妙且常常被人忽略，那就是李秀婷的丈夫——刘永国。
刘永国是个典型的农村包工头，常年在周边乡镇奔波，承揽一些民房修建、小型工程之类的活计。他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皮肤因长期日晒而显得黝黑粗糙，话不多，脸上总带着一种与世无争、甚至有些木讷的表情。在村里人看来，他似乎是个“老实巴交”、甚至有些“窝囊”的男人，对自己妻子那些沸沸扬扬的丑闻，仿佛充耳不闻。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一个能在竞争激烈的建筑行当里摸爬滚打、养活一家老小的包工头，真的会如此迟钝和懦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刘永国的“沉默”与“容忍”，背后是极其现实和精明的权衡。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各乡镇、各村都在进行基础设施改造、环境整治等项目，这给刘永国这样的本地包工头带来了大量的机会。但是，机会多，竞争也更激烈。要想拿到项目，尤其是那些有财政资金支持、利润相对可观的“好活”，光有技术和管理能力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人脉和关系。
而村支书高成献，恰恰是打通这些关节的关键人物之一。高成献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不仅在本乡镇，就连邻近几个乡镇的村干部圈子里，也有不少熟人和关系。哪个村要修路、哪个村要搞绿化、哪个村要建活动广场……这些信息，高成献往往能第一时间掌握。
于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合作”模式逐渐形成。高成献利用自己的信息和关系网，将工程项目介绍给刘永国。刘永国凭借自己的施工队和资质去承接。事成之后，刘永国自然不会忘记高成献这个“引路人”，会给予一定比例的“介绍费”或“辛苦费”。这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有时候，为了确保项目顺利中标或结算，刘永国还需要通过高成献的关系，去打点发包项目的具体负责人，这又是一笔额外的“开销”。
通过这条“捷径”，刘永国这几年确实赚了不少钱，比他自己漫无目的地到处找活要稳定和高效得多。他家新盖的二层小楼，新买的皮卡车，都得益于这种“合作”。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对于高成献和自己妻子李秀婷之间那些几乎公开的秘密，他必须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村里关于他“戴绿帽子”的风言风语，他不可能不知道。甚至，几年前他亲手捉奸在床，暴打马保平的经历，更让他对妻子的品行和背后的混乱关系心知肚明。那次事件后，他和李秀婷的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更多是基于孩子、家庭财产以及这种隐秘利益链条的维系。
刘永国的逻辑是现实而残酷的：闹开了，撕破脸，结果会怎样？和高成献翻脸，意味着断送了一条重要的财路。和李秀婷离婚，家庭破裂，财产分割，还会成为全村更大的笑柄。而像现在这样，虽然面子上不好看，但经济利益是实实在在的。在高成献的“关照”下，他能拿到项目，赚到钱，改善家庭物质条件。至于李秀婷和高成献的那点事，在他看来，或许已经成为这桩“交易”中一个不成文的、丑陋的附加条件。
这是一种基于利益交换的、扭曲的“共谋”关系。刘永国用默许妻子与高成献的不正当关系，换来了经济上的实惠和事业的便利。他压抑着作为男人的尊严和愤怒，将这一切转化为对金钱和实际利益的追逐。在他心中，或许认为这才是最“划算”的选择。这是一种典型的“鸵鸟心态”，把头埋进利益的沙土里，对道德和尊严的羞辱视而不见。
因此，当他在村里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时，他会选择沉默，或者干脆以“在外干活忙，不清楚”为借口搪塞过去。他尽量避免和高成献、李秀婷同时出现在一个过于私密的场合，以减少尴尬。但他绝不会去主动戳破这层窗户纸，因为维持现状，符合他当前的最大利益。
然而，这种畸形的平衡是否真的稳固？刘永国内心是否真的毫无波澜？答案是否定的。每一次听到旁人的窃窃私语，每一次看到高成献那看似关切实则隐含优越感的眼神，每一次面对妻子时那种同床异梦的疏离感，都在一点点侵蚀着他的内心。那五千块钱和马保平的耳光，可以暂时平息一次捉奸的怒火，却无法抹去长期积累的屈辱。这种压抑的愤怒和屈辱，像一颗休眠的火山，暂时被现实的利益覆盖着，但谁也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导火索，而猛烈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