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曾是由精确的刻度构成的。
大学工业设计系的教室里，永远弥漫着3d打印机微热的塑料气味、油性马克笔的刺鼻，以及模型胶水干涸后那点淡淡的苦涩。我的绘图板永远一尘不染，上面铺着的硫酸纸，线条干净利落，每一个圆弧的曲率，每一根倒角的尺寸，都标注得清晰无误。
我喜欢这种秩序。喜欢将天马行空的创意，收束于严谨的参数之内；将流动的美感，凝固成可被量化、可被生产的实体。我的导师曾说：“清冰，你的设计里，有一种冷静的美。” 我想，那或许不是冷静，只是一种习惯——习惯用理性的外壳，包裹内里那些过于细密、以至于不敢轻易示人的感知。
这种习惯，源于更早的时光。
父亲是钟表匠人。在来到这座城市，经营“清冰室”之前，我在江南老家那条青石板老街上，度过了整个童年。家的后面，就是父亲的工作室。那里的时间流逝，与外界不同。它不是由日出日落界定，而是由摆轮的节奏、游丝的震颤、以及齿轮咬合时发出的、极其细微的“滴答”声来丈量。
那里光线总是偏暗，只有父亲工作台那一盏绿罩子的台灯，亮着一圈温暖的、集中的光。空气中飘浮着金属细屑、古老的机油以及一种清冷的、用于清洗零件的乙醚的气味。
父亲伏在案上，眼眶上夹着一枚单片的放大镜。他的呼吸很轻，仿佛稍重一些，就会惊扰那些精密的机芯。他的手里拿着比绣花针还要纤细的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一枚比芝麻还小的宝石轴承，精准地放入托钻之中。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
我常常搬个小凳子，坐在他旁边，不敢出声，只是看。看那些被拆解开的齿轮、发条、擒纵轮，像一堆失去灵魂的金属残骸，铺在麂皮垫上。然后，在父亲那双稳定得不可思议的手中，它们被清洗、被修复、被重新组装，最终，合上后盖的瞬间，生命回归，“滴答”声重新响起，清脆，悦耳，如同心跳。
他很少言语，偶尔会指点我。
“清冰，看这里，”他用指针指着机芯的一个部位，“所有的误差，都源于最微小的磨损。解决问题，要找到最初的源头。”
或者说：“齿轮咬合，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要留出呼吸的缝隙。做人做事，也是如此。”
那些话语，和着满室的“滴答”声，渗入我的骨髓。我学会了观察，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在庞杂的表象之下，寻找那个最核心的、最初的“误差源”。我也学会了，在精确之外，留存一丝必要的“缝隙”——那是留给误差、留给意外、留给……情感的余地。
后来，我握的不是钟表起子，而是绘图笔；面对的不是复杂的机芯，而是产品结构图。但父亲工作室里那种专注于方寸之间的精神，那种对秩序和美感的极致追求，早已成为我的一部分。工业设计，不过是我在更大的尺度上，进行的另一种“钟表修理”。
我以为我的人生轨迹会是一条清晰的、不断向上的斜线，通往某个知名设计公司，成为一名出色的产品设计师。直到那个寻常的、阳光很好的下午，我接到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她说：“你爸爸的眼睛……最近看小零件，有点吃力了。”
就那么轻飘飘的一句话。
像一枚突然失衡的摆锤，撞在我以为稳固无比的世界内壁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回响。
我挂掉电话，站在宿舍窗前。楼下是喧闹的篮球场，青春的呼喊声充满活力。而我的耳边，却仿佛只剩下童年里那片无边无际的、令人安心的“滴答”声。
那一刻，我知道，我生命坐标的刻度，即将被重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