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何小萍，仓库里重新只剩下机油、灰尘和午後斜阳的光柱，其中无数微尘飞舞，仿佛刚才那个带着大学推荐表、眼眶微红的女孩只是一个短暂的幻影。
刘峰靠在冰冷的货架上，从脏污的工装上衣口袋里摸出半包“翡翠”，抖出一根叼在嘴上。火柴“嚓”一声划亮，橘红色的火苗舔舐着烟丝，发出细微的嗞嗞声。他深深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滚过喉咙，压下了心头那一点难以言喻的翻腾。
为她铺路，看她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是他重生归来最坚实的执念之一。如今眼见种子发芽，破土而出，他感到一种近乎虚脱的欣慰，随即又被更大的空茫和紧迫感攫住。
他的战场，不在这里了。
窗外，1980年代的北京正以一种缓慢却不可逆转的速度苏醒。远处隐约传来推土机的轰鸣，那是旧城改造的号角；街上自行车流如潮，铃声此起彼伏，间或夹杂着几声刚刚出现的、略显刺耳的出租车喇叭；隔壁收音机里，邓丽君的软语甜歌正艰难地穿透样板戏留下的余音。
时代的风，已经吹起了衣角。
王师傅端着搪瓷缸子踱过来，缸子里泡着浓得发黑的茉莉花茶末。“走了?”他呷了一口，咂咂嘴，目光落在刘峰指间明灭的烟头上。
“嗯。”刘峰应了一声，烟雾从鼻腔缓缓溢出。
“是个好苗子，可惜了，以前在团里——王师傅摇摇头，没再说下去，转而道，“你小子，心思也不在这破仓库了吧?”
刘峰没否认，只是弹了弹烟灰。他的目光掠过那些堆积如山的、蒙尘的箱箱柜柜，那些标着各式代号、即将被新时代洪流冲垮或重新定义的“物资”。在前世，这些是束缚他的枷锁：在此刻，他却看到了其中沉睡的、无人识别的价值。
“王叔，”他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东角那批“待处理’的老型号轴承，清册上写着‘无使用价值’，就这么放着，跟废铁没什么两样了吧?”
王师傅眯起眼，眼角的皱纹像干涸土地上的裂痕：“怎么?你小子又闻到什么味儿了?”这段时间，他早已察觉刘峰的不寻常。这小子干活卖力，肯吃苦，但眼神里总藏着东西，时不时能冒出些他听不懂的新词，还能把仓库里那些“废品”和外面某些急得跳脚的单位悄无声息地联系起来，换回些意料之外的“活钱”。
刘峰掐灭烟蒂，走到那堆被遗忘的轴承旁，随手拿起一个。冰冷的金属触感，上面还带着锈迹和油污。“河北那边有个农机厂，”他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生产线老，正好合用这种型号。指标卡死了，买不着新的，生产都快停了。
王师傅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等他的下文。
“规矩我懂。”刘峰转过身，眼神清亮，没有丝毫闪烁，“处理积压物资’，流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价格嘛——，按废铁价加点辛苦费，合情合理。钱，走公账，清清楚楚。”
空气安静了几秒，只有窗外遥远的市声隐约传来。王师傅盯着他，仿佛要从他脸上看出花来。最终，老库管重重叹了口气，像是无奈，又像是某种程度的放手：“手续!手续必须给老子办瓷实了!
出一丁点岔子，我打断你的腿!”
这就是同意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许。
刘峰嘴角极轻微地勾了一下，转瞬即逝。“谢了，王叔。”
接下来的几天，刘峰像一台精密仪器般运转起来。他翻出积满灰尘的规章制度汇编，逐字研究：他跑财务科，磨着会计核对陈年旧账；他写申请报告，措辞严谨，引经据典，完全符合“处理报废资产”的一切要求。同时，他又通过几条隐秘的渠道，和那边农机厂的负责人通上了气。
一切都在规则允许的框架内，却又在规则的缝隙里，开辟了一条小小的、活水流动的通道。
当那批“废铁”终于装上农机厂派来的卡车，换回一叠盖着红章、证明“合法处理”的票据和一小捆用报纸仔细包好的“辛苦费”时，刘峰站在仓库门口，看着卡车扬起的尘土，心中一片平静。
这第一笔钱，带着铁锈和机油的味道，微不足道，却重若千钧。它不是结束，而是钥匙，一把能打开新时代大门的钥匙。
他没有停下。夜校的灯下，他如饥似渴地啃着《政治经济学》、《会计原理》，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与窗外日渐喧嚣的夜市形成奇特的共鸣。回到仓库值班室那狭小的空间，他抱着一个旧
收音机，跟着“Follow me”节目里古怪的英伦腔调，一字一句地重复：“this is a pen.”
王师傅常挪输他：“咋?学了洋文，是想去跟里根做生意还是咋的?”
刘峰只是笑笑，目光却似乎已经穿透了墙壁，落在了更远的地方。他知道，未来的战场，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知识和视野，虽然他在学习这件事上实在算不得有什么天分，但他有毅力和努力一点一点的学习。
信息的碎片开始在他脑中汇聚、拼接。南方特区建设的如火如荼，北方国企的僵化与富饶，乡镇企业的野蛮生长，民间对各类商品的渴求……他像一个高明的织工，开始尝试连接这些孤立的点。
他依旧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骑着叮当响的自行车，穿梭于北京的胡同、机关大院和渐渐出现的“公司”之间。他说话依旧客气，甚至有些沉默寡言，但眼神锐利，总能精准地捕捉到对方话语里隐藏的需求和机会。他帮人牵线搭桥，解决那些计划体制下无法解决的“小麻烦”。他的名气，在某个特定的圈子里，像水渍一样悄然蔓延，都知道海淀物资局有个叫刘峰的年轻人，“路子野。办事牢”。
时间在忙碌中飞逝。当他通过数次成功的“对接”，以及文工团时的钱积累下一笔6000多元的巨款时，他知道，离开的时候到了。
他去商店，买了一条“中华”，一瓶“茅台”，用牛皮纸仔细包好。晚上，他拎着东西，走进王师傅那间堆满杂物的小屋。
没等他说什么，王师傅瞥了眼他手里的东西，又看了看他的神情，摆了摆手，声音有些沙哑：“行了，屁大点地方，也留不住真龙。走吧，翅膀硬了，就该往高处飞。”
刘峰喉咙哽了一下。他把烟酒轻轻放在桌上。
“王叔，这两年，谢了。”
“谢个屁，”王师傅扭过头，假装去看窗外，“以后混出个人样，别忘了我这破仓库就行。记着，做人…脚底下得干净，但眼睛，得亮堂!”
刘峰重重点头。
离开仓库那天，天色湛蓝。他最后看了一眼那熟悉的红楼和高墙，然后转身，汇入了街上越来越拥挤的人流。他穿着一件新买的、藏青色的确良衬衫，外表依旧朴素，但步伐沉稳，目标明确。
他没有南下，而是在大学区附近，租下了一间临街的、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小门面。他去工商局，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最终拿到了一张烫金的、印着“北京经济技术咨询中心”的营业执照。
他买来一张旧书桌，两把木头椅子，一个暖水瓶，还有一块小黑板。他用毛笔，在宣纸上认真写下“信息咨询、技术中介、物资调剂”几个大字，贴在墙上。最后，他从随身携带的帆布包里，拿出那个陪伴他多年的、掉漆的军用水壶，和一个崭新的、贴着英文标签的索尼半导体收音机，并排放在书桌一角。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落在水壶和收音机上，一半是旧时光的沉淀，一半是新世界的微光。
刘峰在桌子后面坐下，点上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目光投向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沉静而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