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十七年夏，济州梁山周边，暑气蒸得田垄开裂，可连片的良田却尽插着祝家庄的旗幡，青黄的麦浪里，不见耕作的农户，只闻豪强家奴的呵斥声。大唐的田制革新虽已推行半载，长安、洛阳等腹心之地乱象渐平，可远在济州的偏隅，豪强势力盘根错节，勾结地方官吏，将均税令、清丈令视若罔闻，土地兼并的恶潮，正吞噬着百姓的生计。
祝家庄庄主祝朝奉，靠着祖上荫庇与苛政敛财，三年间强占周边十里八乡近八千亩良田，农户要么沦为佃户，被抽走七成收成，要么被逼得卖儿鬻女，流离失所。更甚者，他私设刑堂，凡敢反抗夺田者，轻则杖责致残，重则投入枯井，当地县令收了他的重金，对百姓的申诉视而不见，反倒为祝家庄充当爪牙，压制民怨。
梁山脚下的宋家村，农户王老汉便是受害者之一。他家三代耕种的五亩薄田，被祝家庄的家奴以“欠粮贷”为由强夺，儿子反抗时被打断腿，王老汉走投无路，在被夺的田埂上悬梁自尽，尸体被家奴扔进乱葬岗，连块裹尸布都没有。
消息传到宋江耳中时，他正为乡邻代写申诉状。宋江本是当地义士，为人仗义疏财，见惯了祝家庄的恶行，屡次带着百姓的状纸赴济州府申诉，可每次都被官吏推诿驱赶，甚至遭祝家庄家奴的威胁。看着王老汉的家人哭倒在地，宋江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祝朝奉横行乡里，官吏徇私枉法，大唐律法在此地，竟成了一纸空文！”
当晚，晁盖、吴用寻至宋江家中。晁盖本是东溪村保正，因拒绝将村中公田让给祝家庄，被诬陷通匪，被迫逃亡；吴用足智多谋，见豪强当道、民不聊生，早已心怀愤懑。“公明兄，”晁盖沉声道，“申诉无用，官吏与豪强勾结，我们唯有自救，方能护乡邻周全！”
吴用亦附和道：“祝家庄虽势大，却失尽民心，且其粮仓囤粮无数，皆是搜刮百姓所得。我们可联络周边被夺田的农户、走投无路的流民，趁夜袭取祝家庄粮仓，分粮济民，再占梁山为据，与祝家庄抗衡，逼官府正视民怨！”
宋江望着窗外百姓流离的身影，想起王老汉的惨死，终是下定决-心：“我等并非要作乱，只为为民除害，讨回公道！若官府仍不管不顾，梁山便为百姓撑起一片天！”
三日后深夜，月黑风高。宋江联络了三十余名被祝家庄压迫的义士，在晁盖、吴用的谋划下，悄悄摸至祝家庄粮仓外。粮仓守卫虽多，却因平日骄纵疏于防范，被义士们引开注意力后，轻松潜入。看着满仓的粮食，皆是百姓的血汗，宋江红了眼，当即下令：“打开粮仓，分粮给周边百姓！”
消息传开，周边流民、佃户纷纷赶来，扛着粮食，对着宋江等人跪地叩谢。祝朝奉得知粮仓被劫，怒不可遏，率数百名家奴追杀而来，却被早已埋伏好的义士们击退，祝家庄的恶奴死伤过半，再也不敢追击。
经此一事，宋江等人的义举传遍梁山周边，无数走投无路的百姓纷纷前来投奔。宋江、晁盖、吴用见人心归向，便率领众人登上梁山，筑寨扎营，打出“为民除害、反抗豪强”的旗号，一边收留流民，开垦梁山周边的荒田，一边抵御祝家庄与官府的围剿。
梁山之上，流民们终于有了安身之所，开垦的荒田长出青苗，炊烟袅袅升起，与山下祝家庄的奢靡形成鲜明对比。宋江站在梁山之巅，望着山下的百姓，沉声道：“我等聚于梁山，不为争霸，只为讨回大唐律法赋予百姓的公道，若豪强不灭，官吏不惩，我等便绝不下山！”
晁盖、吴用与众人齐声附和，声震梁山，惊飞了林间雀鸟。
而此时，济州府的急报已快马送往长安。东宫谋断堂内，李宸翊看着密报，玄铁杖重重顿地，眸色沉冷：“均税令、清丈令推行半载，竟还有豪强如此猖獗，官吏徇私枉法，视百姓性命如草芥！”
他即刻将密报呈至御书房，李佑阅罢，指尖划过“梁山义士聚众”的字样，面色凝重：“大唐的盛世，若护不住偏隅百姓，便是虚有其表。豪强兼并的毒瘤，即便在远乡，也必须拔除！”
父子二人对视一眼，皆明了——梁山风起，并非百姓作乱，而是地方豪强与官吏逼出来的义举，这既是大唐田制革新尚未普及的隐忧，也是必须彻底肃清的乱象。一场针对地方豪强的雷霆整治，已在悄然酝酿，而梁山之上的宋江等人，尚不知晓，他们的义举，即将牵动大唐的中枢，也将迎来改变命运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