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十五刚过，长春的气温还在零下二十度徘徊。陆文婷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面前摊着十几本德文、俄文、中文的技术资料，手边的笔记本已经记了半本。
她的改进小组成立两周了，进展却近乎为零。
问题出在基础理论上。德国人给的技术资料很全，全到每一颗螺丝的扭矩都有标准，但从不解释为什么是这个标准。为什么缸径要设计成81毫米而不是80毫米？为什么压缩比是9.0而不是9.5？为什么进气道是这个角度而不是那个角度？
“这是经过计算和试验得出的最优解。”德国专家施耐德总是这样回答，“你们照着做就行了。”
照着做，能生产出合格的发动机，但永远不知道背后的原理。不知道原理，就谈不上改进，更谈不上创新。
陆文婷需要理论，需要那些德国人赖以计算和试验的基础公式、数学模型、设计准则。但这些，德国人不给。
“这是我们的核心技术，”施耐德说得直白，“转让协议里不包括这些。”
改进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有些泄气。他们白天在车间跟班，晚上在图书馆查资料，但找到的都是些零散的知识点，串不成体系。
“陆工，要不咱们别想什么改进了，”一个叫小李的技术员说，“能把德国技术吃透，原样生产出来，就不错了。咱们厂以前搞的发动机，跟人家这水平，差着二十年呢。”
“二十年，”陆文婷抬起头，眼镜后面的眼睛很亮，“等我们吃透，人家的新技术又出来了，还是差二十年。那这技术引进，有什么意义？”
小李不说话了。
陆文婷合上德文资料，从包里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是暗红色的，边角已经磨损，上面用俄文写着“技术笔记 1963-1968”。
这是父亲留下的。
父亲陆振华，苏联留学归来的航空发动机专家，文革中受冲击，1975年郁郁而终。临终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女儿：“文婷，这里面有些东西，可能有用。等以后，等以后……”
陆文婷翻开笔记。纸张已经发黄，但父亲的钢笔字依然清晰。大多是俄文，夹杂着中文注释。有公式，有草图，有计算过程，有试验记录。
她翻到中间一页，停下了。
这页的标题是“叶片振动与噪音控制”。父亲详细记录了一种涡轮叶片的设计方法，如何通过改变叶型、调整安装角、优化材料，来降低振动和噪音。笔记的空白处，还有父亲用红笔写的一行小字：“此项技术可用于潜艇螺旋桨降噪，海军某所曾咨询。”
潜艇螺旋桨降噪？
陆文婷心里一动。发动机的噪音，主要来自进排气、燃烧、机械振动。如果能把叶片降噪的技术移植到发动机上，是不是能降低噪音，提高舒适性？
她继续往后翻。又看到一页，标题是“高温合金的蠕变性能研究”。父亲记录了多种高温合金在不同温度、不同应力下的蠕变数据，分析了组织结构和性能的关系。空白处的批注是：“航空发动机叶片材料，关键在高温持久强度。”
发动机的活塞、缸体、缸盖，不也需要耐高温、高强度吗？
陆文婷的心跳加快了。父亲的笔记，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一扇门。一扇从航空到汽车，从军用技术到民用转化的门。
但还不够。父亲的研究是基于航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虽然原理相通，但工况不同，要求不同。她需要更多的数据，更系统的理论。
“小李，”陆文婷抬起头，“你去资料室，把咱们厂历年来所有的发动机试验报告都找来。不光是成功的，失败的也要。特别是那些因为噪音大、振动大而报废的，我要看。”
“都找来？那得几百份呢。”
“几百份也要。”陆文婷说，“还有，去市图书馆，省图书馆，找所有关于发动机振动、噪音、热力学的中文资料。外文的也要，德文、英文、俄文，只要是讲这个的，都借来。”
“陆工，这工作量……”
“我知道很大，”陆文婷看着他，“但我们必须做。德国人不给我们理论，我们就自己建理论。用我们自己的试验数据，用我们自己的计算，结合前人的研究，一点一点地建。”
她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小李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光，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决心。
“好，我这就去。”小李转身走了。
陆文婷重新翻开父亲的笔记，拿起笔，开始抄录那些公式和图表。窗外的天渐渐黑了，图书馆的灯一盏盏亮起。她浑然不觉，完全沉浸在那些发黄的纸页和褪色的墨迹里。
父亲去世十年了。这十年，中国的工业走过了很长的路，但也失去了很多。像父亲这样的专家，有的走了，有的老了，有的转行了。他们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很多都散失了，被遗忘了。
她要找回来。不仅是为了改进这台发动机，更是为了把断裂的链条重新接上。
赵红英是半夜接到电话的。
“赵厂长，出事了！”电话那头是老张，声音急得变了调，“咱们供的那批发动机支架，全被退货了！”
“什么？”赵红英一下子坐起来，“怎么回事？”
“长春那边说，尺寸超差，装不上去。三家配件厂，全退了！”
赵红英头皮一炸。三家配件厂，是她这次在长春学习的“徒弟”，都采用了她的“关键点控制法”。这才一个月，怎么就出这么大的问题？
“原因查清了吗？”
“初步看，是卡尺的问题。”老张说，“咱们统一买的卡尺，精度不够。工人量着合格，实际上超差了。长春那边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卡尺，一量就露馅了。”
赵红英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窜到头顶。卡尺，最基础的量具，她千算万算，没算到卡尺会出问题。
“我马上过去。”她挂了电话，看了眼墙上的钟，凌晨三点。
从长春到那三家配件厂所在的县城，五百公里。赵红英叫上司机，连夜出发。天还没亮，车就上了国道。路况不好，坑坑洼洼，车颠得厉害。赵红英睡不着，脑子里飞快地转。
卡尺是统一采购的，从省城的量具店买的，说是国营厂出的，精度0.02毫米，符合国标。但德国卡尺的精度是0.01毫米，差了一倍。这一倍的差距，在发动机装配上，就是装得上和装不上的区别。
更深层的问题是，她的“关键点控制法”建立在测量准确的基础上。如果量具不准，那所有的记录、所有的控制，都是假的。工人们再认真，也是白费劲。
天亮了，车还在国道上颠簸。赵红英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也灰蒙蒙的。
到第一家配件厂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厂长老周蹲在厂门口抽烟，脚下一地的烟头。
“赵厂长，”老周站起来，眼睛通红，“我对不起你。你教的办法，我没用好。”
“别说这个，”赵红英摆摆手，“先看货。”
仓库里，堆着上百个发动机支架。赵红英拿起一个，用自己带来的德国卡尺量。孔距，标准是200毫米正负0.1毫米。她量的结果是200.15毫米，超差了0.05毫米。用厂里的卡尺量，正好是200.0毫米。
“你看，”老周苦笑，“咱们的卡尺，把超差的量成合格的。德国人的卡尺，一量一个准。”
“卡尺谁买的？”
“我亲自去省城买的，国营店，有发票。”老周拿出发票，“说是正规厂出的，精度达标。”
赵红英接过发票看。厂家是“哈尔滨量具厂”，老牌国营厂。按理说，不该出这种问题。
“剩下的卡尺呢？”
“在车间，工人们用着呢。”
赵红英到车间，把所有卡尺收上来，一共二十把。她用德国卡尺作基准，一一比对。结果让人心凉：二十把卡尺，没有一把是准的。误差最小的0.03毫米，最大的0.08毫米。平均误差0.05毫米。
0.05毫米，比头发丝还细，但在精密装配上，就是天堑。
“咱们被骗了，”老周咬牙，“肯定是假货，或者次品。”
“先别下结论，”赵红英说，“你把卡尺装箱，我带回长春，找专业的检测机构检测。如果是假货，咱们找厂家，找工商。如果是次品，咱们要求退货。”
“那这批货怎么办？”
“全部返工。”赵红英说，“用德国卡尺重新量，超差的，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报废。损失，咱们三家一起扛。”
“一起扛？”老周瞪大眼，“赵厂长，这可不是小数目。一家损失就几万块，三家加起来十几万。咱们小厂，扛不起啊。”
“扛不起也得扛，”赵红英看着他，“信誉比钱重要。咱们这次把货退了，把问题解决了，长春那边还会给咱们订单。要是推诿扯皮，以后就别想在这行混了。”
老周沉默了。他蹲下来，又点上一支烟，狠狠抽了一口。
“行，听你的。但赵厂长，你得帮我们想想办法。这次是卡尺，下次万一是别的呢？咱们这些小厂，买不起德国设备，请不起德国专家，怎么跟大厂比质量？”
这话问到了点子上。赵红英也在想这个问题。她的“关键点控制法”是个好办法，但需要基础支撑。准确的量具，合格的工装，规范的工艺，这些都得有钱。小厂最缺的，就是钱。
“我想想办法，”赵红英说，“你们先返工，我回长春。一个星期内，我给你答复。”
沈雪梅的医保改革，遇到了第一起医疗事故。
病人是个老钳工，姓陈，在车间干了三十年，有高血压。那天上夜班，突然头晕，被工友送到厂医院。值班医生检查后，开了降压药，让他回家休息。陈师傅回到家，夜里突发脑溢血，送市医院抢救，人没了。
家属不干了。他们认为，厂医院误诊，延误了治疗，要医院负责，要厂里负责。更关键的是，陈师傅的医疗费用，按新政策，家属要承担10%。人没了，还要自己掏钱，家属情绪激动，在医院门口拉起了横幅。
“庸医害人！还我父亲！”
“医院改革，改出人命！”
“沈雪梅，出来给个说法！”
沈雪梅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聚集的人群。陈师傅的老伴坐在地上哭，儿女们拉着横幅，工友们围了一圈，议论纷纷。
“沈大夫，怎么办？”医务科长老王急得团团转，“要不，咱们先答应他们的要求，医疗费全免，再给点补偿，把事情压下去？”
“压下去，然后呢？”沈雪梅转过身，“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怎么办？都赔钱？医院赔得起吗？厂里赔得起吗？”
“可这样闹下去，影响不好啊。上面知道了，要追责的。”
“追责就追责，”沈雪梅说，“但责任要分清。是医院的责任，医院担。不是医院的责任，不能担。”
“可家属不这么想啊。人是在咱们这儿看的病，回家出的事，咱们脱不了干系。”
沈雪梅坐下来，翻开病历。陈师傅的就诊记录很清楚：主诉头晕，血压160/100，心电图正常，医生开了硝苯地平，嘱咐回家休息，如有不适及时就诊。处理符合规范。
“值班医生是谁？”
“小刘，刘大夫。”
“叫他来。”
刘大夫来了，脸色苍白。他刚工作三年，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沈院长，我……我都是按规范处理的。陈师傅的症状不重，血压虽然高，但没到危险值。我让他回家休息，有不适及时就诊，这没错啊。”
“你是没错，”沈雪梅说，“但家属不理解。他们觉得，病人来看病，你就该治好。没治好，就是你的错。”
“那怎么办？”
“我去跟他们说。”沈雪梅站起身。
“沈院长，你不能去！”老王拦住她，“家属情绪激动，你去有危险。”
“我是院长，我不去谁去？”沈雪梅推开他的手，下了楼。
楼下，人群看到沈雪梅出来，一下子围了上来。
“沈雪梅！你还我父亲！”
“你们医院草菅人命！”
“今天不给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
沈雪梅走到陈师傅老伴面前，蹲下身：“大娘，您别坐地上，凉。起来，咱们到屋里说。”
陈大娘抬起头，眼睛哭得红肿：“我不起来！我就要在这儿！我要让大家评评理！我老伴在你们这儿看的病，回家就没了！你们是什么医院？是阎王殿！”
“大娘，陈师傅的病历我看了。刘大夫的处理，符合规范。陈师傅的脑溢血，是突发的，谁也无法预测。就是在市医院，也未必能抢救过来。”
“你胡说！要不是你们误诊，我父亲能死吗？”
“我们没有误诊。”沈雪梅站起来，面对众人，“陈师傅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高血压是慢性病，需要长期控制。陈师傅平时吃药吗？定期量血压吗？戒烟限酒了吗？”
家属愣住了。
“我问过陈师傅的工友，他抽烟，喝酒，血压高了就吃两片药，不高就不吃。这样的控制，不出事是侥幸，出事是必然。”沈雪梅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医院能治病，但不能替病人生活。医生能开药，但不能替病人吃药。这次的事，医院有责任，责任在没有对慢性病患者进行系统管理。但主要责任，不在医院。”
人群安静了。陈师傅的儿女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至于费用，”沈雪梅继续说，“新政策规定，门诊费用个人承担10%。这个政策，厂职代会通过的，全厂职工都知道。陈师傅的医疗费，一共三十块钱，个人承担三块。这三块钱，我个人出了。”
她从口袋里掏出三块钱，放在陈大娘手里。
“但这不代表医院有错。该医院承担的，医院一分不少。不该医院承担的，医院一分不多。这是规矩，规矩不能破。”
陈大娘看着手里的三块钱，又看看沈雪梅，突然又哭了：“我不是要钱……我是没人了……老伴走了，我一个人怎么活啊……”
沈雪梅的眼圈也红了。她扶起陈大娘：“大娘，陈师傅是工伤吗？”
“不是，是病。”
“那厂里有抚恤金吗？”
“说有，但不多。就三个月的工资。”
沈雪梅想了想：“这样，我以医院的名义，向厂工会申请，给陈师傅申请困难补助。再组织职工捐款，能帮一点是一点。您看行吗？”
陈大娘哭着点头。
人群渐渐散了。沈雪梅回到办公室，老王跟进来，竖起大拇指：“沈院长，您今天这番话说得，在理，在情。我服了。”
“在理在情，不如在制度。”沈雪梅坐下，拿起笔，“这次的事暴露一个问题：慢性病患者的管理。光看病开药不行，得有人管，有人督促，有人教育。我想在厂医院设个‘慢病管理科’，专门管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定期随访，定期检查，定期教育。你觉着呢？”
“好是好，可人手呢？钱呢？”
“人手，先从现有医生里抽，轮流值班。钱，我想办法。”沈雪梅在纸上写写画画，“这次的事，虽然过去了，但教训要记住。改革不能只改收费，更要改服务。服务好了，患者满意了，改革才能推下去。”
窗外，天阴了，又飘起了雪花。这个冬天，还很长。
深圳，刘天华的芯片公司。
成品率提到了28%，虽然还是低，但已经是巨大进步。刘天华很高兴，请工程师们吃饭。饭桌上，大家互相敬酒，说着豪言壮语。
“照这个速度，再过三个月，成品率能到40%！”
“40%就赚钱了！日本人的芯片卖十块，咱们卖八块，抢他市场！”
“对！抢他市场！”
刘天华也喝得有点多，脸红红的，眼里有光。他想起了十年前，在东北的工厂里，和齐铁军一起拆东德机床的日子。那时候，他们连数控系统是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他们能做芯片了。
手机响了。是秘书小陈，声音有点抖：“刘总，有您的快递，日本来的。”
“日本来的？”刘天华一愣，“谁寄的？”
“不知道，信封上全是日文。我拆开看了，是……是律师函。”
刘天华的酒醒了一半。他回到公司，拆开快递。果然是律师函，日本东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发的，代表“日本半导体技术协会”，指控刘天华的公司侵犯了他们的三项专利。
专利号、专利名称、专利内容，写得清清楚楚。刘天华看不懂日文，但附的中文翻译很明白：他做的液晶驱动芯片，使用的制造工艺，侵犯了日本企业的专利。
“咱们侵权了？”刘天华问总工程师老吴。
老吴拿着律师函，看了半天，脸色越来越白。
“可能……可能真的侵权了。”老吴说，“咱们的工艺，是从台湾工程师那儿学的。台湾工程师，是从日本公司跳槽过来的。他带来的技术，很可能是日本公司的专利。”
“那怎么办？”
“要么给专利费，要么改工艺。”老吴说，“给专利费，成本就上去了，咱们的价格优势就没了。改工艺，得重新研发，少说半年，成品率还得重新爬坡。”
刘天华瘫在椅子上。半年，他等不起。市场不等人，客户不等人。他好不容易打开了局面，有了订单，有了希望，一纸律师函，全完了。
“刘总，还有个更麻烦的，”小陈小声说，“律师函上说，如果我们不停止侵权，不赔偿损失，他们就在中国法院起诉我们。而且，他们已经通知了海关，如果我们出口侵权产品，海关可以查扣。”
刘天华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升起。专利战，他听过，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狠。
“日本人怎么知道咱们侵权了？”
“可能是台湾工程师……”老吴说，“也可能是咱们的产品流入市场，被他们发现了。芯片这东西，一分析，就知道用的什么工艺。”
刘天华沉默了。他看着桌上那几片小小的芯片，指甲盖大小，却凝聚了他全部的心血。三百多万的投入，三个月的努力，几十号人的日夜奋战，就换来这个？
不，他不甘心。
“老吴，”他抬起头，“如果咱们改工艺，绕开这些专利，有可能吗？”
“有是有，但难。”老吴说，“专利这东西，就像一个笼子。日本人在关键路径上布满了专利，你要绕过去，得走很远的路，可能绕到最后，发现成本更高，性能更差。”
“那如果咱们自己研发新工艺呢？”
“那更难。咱们的工程师，做工艺优化还行，做全新工艺，没那个能力。而且研发投入巨大，时间漫长，咱们等不起。”
刘天华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窗外，深圳的夜景璀璨，高楼林立，灯火辉煌。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创造奇迹。但他现在，觉得这奇迹离他那么远。
“先别声张，”他说，“稳住工程师，继续生产。专利的事，我来想办法。”
他能想什么办法？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不能坐以待毙。
他想起了齐铁军。齐铁军在德国，跟德国人谈判，引进技术，也遇到过专利问题。他是怎么解决的？
刘天华拿起电话，拨了长春的号码。
齐铁军接到国防科工委的邀请函时，正在为专利的事发愁。汉斯·施密特的信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里。一年零十个月，要完成技术消化并启动改进，时间太紧，压力太大。
邀请函是红色的，很正式。邀请他参加“军转民技术对接会”，地点在北京。会议的目的是推动军用技术向民用转化，促进军民结合。
齐铁军本来不想去。厂里的事太多，改进小组刚成立，陆文婷那边进展缓慢，德国专家那边沟通不畅，他走不开。
但邀请函下面附了一份技术清单，让他改变了主意。
清单上列了几十项可转化的军用技术，其中一项引起了他的注意：“潜艇螺旋桨降噪合金及制造工艺”。
潜艇螺旋桨降噪？
他想起了陆文婷父亲的笔记，想起了那些关于叶片振动和噪音控制的记录。如果能把这项技术用在汽车发动机上，降低发动机噪音，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卖点。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项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不受德国专利限制。如果引进成功，他们就有了自己的“独门秘籍”，可以在专利到期后，快速推出改进型。
齐铁军决定去。
会议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宾馆举行。会场不大，人也不多，但气氛很严肃。参会的有军方代表，有军工企业，也有像齐铁军这样的民用企业代表。
技术介绍开始。一项项军用技术被展示：航空材料、雷达技术、通信技术、导航技术……齐铁军听得认真，但心里想的是那项降噪合金。
轮到这项技术了。介绍人是海军某研究所的王工程师，五十多岁，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这项技术，我们研究了十五年。”王工打开投影仪，屏幕上出现一张复杂的图表，“潜艇螺旋桨，在水下高速旋转，会产生空泡，空泡破裂产生噪音。这个噪音，是潜艇被发现的元凶。我们的任务，就是降低这个噪音。”
他详细讲解了合金的配方、熔炼工艺、热处理工艺、加工工艺。齐铁军虽然不完全懂，但能听出其中的门道：这是一种高强度的铜合金，通过特殊的微观结构设计，改变了材料的振动特性，从而降低了噪音。
“这项技术，我们申请了专利，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王工说，“现在，我们希望这项技术能在民用领域发挥作用。比如，大型船舶的螺旋桨，水轮机的叶片，甚至……风扇的叶片。”
会场里有人笑了。王工也笑了：“别笑，真的。我们做过试验，用这种合金做的风扇叶片，噪音能降低5分贝。5分贝，对潜艇来说，是生死之别。对老百姓来说，是睡个好觉。”
齐铁军举起手：“王工，这项技术，可以用在汽车发动机上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汽车发动机？”王工想了想，“原理上可以。发动机的噪音，主要来自机械振动。如果能把这种合金用在关键部件上，比如曲轴、连杆、活塞，应该能降低噪音。但具体效果，需要试验。”
“如果我想引进这项技术，需要什么条件？”
“条件不高，”王工说，“但有个要求：必须用于国产汽车。我们这项技术，是为了提升国产装备的水平。如果用来给外国车配套，那不行。”
“我就是做国产车的。”齐铁军说，“我们在长春，和德国合作生产发动机。但我想做自己的发动机，用中国的技术。”
王工看着他，看了很久。“你有这个心，很好。但我要提醒你，军用技术转民用，不容易。成本高，工艺复杂，质量控制严格。你确定要？”
“我确定。”
散会后，齐铁军找到王工，详细聊了聊。王工很热情，答应提供技术资料，派技术员指导，甚至可以把一些非核心的工艺直接转让。
“但有个问题，”王工说，“这种合金需要专门的熔炼设备，热处理设备。你们有吗？”
“没有，”齐铁军如实说，“但我们可以建。”
“那要投资，不小。”
“投资不怕，只要技术有前景。”
王工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一份资料：“这是合金的基本资料，你先看看。如果觉得可行，咱们再谈细节。”
齐铁军接过资料，沉甸甸的。他翻开，第一页是合金的性能参数：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疲劳极限……每一项都远远超过现有的发动机材料。
他的心怦怦直跳。如果这种合金真的能用，那他们的发动机，将在噪音、振动、寿命等方面，全面超越德国原装。
但问题也显而易见：成本。这种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铜、镍、锰，都是贵金属。初步估算，用这种合金做发动机，成本要增加30%以上。
30%，在汽车行业，是致命的。消费者不会为降低一点噪音，多花30%的钱。
除非，能把成本降下来。
怎么降？优化配方？改进工艺？规模化生产？还是……找更便宜的材料替代？
齐铁军不知道。但他知道，这是一条路。一条绕开德国专利，自主创新的路。
他收好资料，走出宾馆。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但在他眼里，却透着光。
回到长春，他连夜召开改进小组会议。陆文婷、几个年轻技术员，还有从德国请来的材料专家施密特博士——汉斯的堂弟，专攻材料。
齐铁军把资料摊在桌上：“大家看看这个。”
陆文婷第一个拿起资料。她看得很仔细，越看眼睛越亮。“这种合金的振动阻尼特性，正好针对发动机的主要振动频率。如果用在曲轴上，能大幅降低二阶振动，这是发动机噪音的主要来源。”
“但成本太高，”施密特博士摇头，“铜含量超过60%，镍10%，这太贵了。而且加工困难，需要特种机床。”
“能不能用其他材料替代？”一个年轻技术员问，“比如，用便宜的合金做基体，表面涂覆这种材料？”
“涂层会脱落，”施密特说，“发动机运行中，涂层脱落，后果是灾难性的。”
“那如果只用在关键部位呢？”陆文婷说，“比如，只用在曲轴的主轴承颈上，那是最容易产生振动的地方。用量少，成本增加有限。”
“但效果也会打折扣。”
“有折扣也比没有强。”齐铁军说，“我们先做试验，用这种合金做几个曲轴，装到发动机上，测试效果。如果效果好，再想办法降成本。如果效果不好，那就放弃，不亏。”
“试验要钱，”施密特提醒，“这种合金，一公斤就要几百块。做一个曲轴，要几十公斤。加上加工费，试验费，要几万块。”
“几万块，我们出得起。”齐铁军说，“关键是，要不要做这个试验？”
大家沉默。几万块，对个人来说是巨款，对一个年产值几千万的大厂来说，不算什么。但关键是方向。如果方向错了，几万块就打了水漂。如果方向对了，那带来的价值，可能是几百万，几千万。
“我同意做。”陆文婷第一个举手，“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试。不试，永远不知道行不行。”
“我也同意。”年轻技术员小李说。
“我保留意见，”施密特说，“但既然你们决定做，我会尽力提供技术支持。”
“好，”齐铁军拍板，“那就做。文婷，你负责技术，施密特博士协助。钱的事，我来解决。”
散会后，陆文婷留下来，看着齐铁军：“齐工，您是不是压力太大了？专利的事，改进的事，现在又加上合金的事。这么多事，您扛得住吗？”
齐铁军笑了笑：“扛不住也得扛。文婷，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
“什么？”
“最怕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的汽车工业，还在引进，还在消化，还在追赶。最怕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开的还是外国车，用的还是外国技术。最怕有一天，我们这代人老了，回顾一生，发现我们只是把外国人的东西，在中国又做了一遍。”
陆文婷沉默了。她想起父亲，那个在苏联学成归来，想为中国造飞机发动机，却最终郁郁而终的工程师。父亲最怕的，大概也是这个。
“所以我们得试，”齐铁军说，“试错了，无非是浪费点钱。不试，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窗外，夜深了。厂区的路灯亮着，车间里还有机器声。这个国家，有很多人没睡。他们在实验室，在办公室，在车间，在尝试，在摸索，在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路很难，但有路，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