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贵的棺木入土，仿佛也一并掩埋了陈秀芝在这个村庄里最后一点明确的身份和地位。她不再是吴永贵媳妇，而是变成了吴永贵家的寡妇。这两个字，如同一道无形的符咒，将她从正常的人伦秩序中剥离出来，推向一个更加边缘、更加孤立的境地。
这种滑落，并非疾风骤雨般的驱逐，而是一种无声的、缓慢的沉降，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里。
在家族的序列中，她变得无足轻重。
以往，即便吴永贵沉默寡言，但他是吴家的儿子，是户籍册上的户主。村里商议事情，分派劳役，甚至分配那点有限的救济物资，总会算上他这一户。如今，户主的名字被朱笔划去，她这个寡妇，仿佛成了附着在家族名册上一个模糊的、可有可无的阴影。族中议事，再无人来征求她的意见，仿佛她的声音随着丈夫的死亡一同消失了。分东西时，她往往被排在最后，拿到的是最次的一份，理由似是而非——你一个人，吃用不了许多。
在村社的公共空间里，她成了需要避讳的存在。
红白喜事，原本是乡村最重要的社交活动。如今，有喜事的人家，会下意识地避免邀请她，觉得寡妇登门不吉利，怕冲撞了喜气。即便是丧尸，人们看她的眼神也带着一种复杂的意味，仿佛她身上带着双重的晦气。她主动去帮忙，主家也多是客气而疏远地安排些不紧要的活儿，不会让她靠近核心的仪式。她渐渐学会，不再往人堆里凑，不再参与任何可能引起注意的公共活动。
经济的困境更加赤裸。
新分到的土地，她一个妇道人家，缺乏劳力，也缺乏耕牛和农具，难以独自耕种。她想学着别人的样子去侍弄，却显得笨拙而吃力。村里组织集体劳作时，分配给她的往往是工分最低、最无需技术的活儿。当她试图向村里反映困难，希望能得到一些照顾时，得到的回应多是敷衍的叹息和克服一下的空话。那克夫的流言像一道枷锁，让人们不愿，也不敢与她有过多瓜葛，生怕沾染了所谓的晦气。
甚至连同情，都带着居高临下的审视。
偶尔有年长的妇人看她可怜，塞给她一把菜或几个土豆，但那眼神里，除了怜悯，往往还带着一丝对她命硬的惋惜和隐隐的戒备。这种同情，非但不能温暖她，反而时时提醒着她那低人一等的、不祥的身份。
她像一颗被遗忘的棋子，从棋盘的中心被挪到了最不起眼的角落。以往，她至少还是某个男人的附属，有着明确的社会坐标。如今，连这层附属的身份都被剥夺了，她仅仅是她自己——一个不祥的、需要被边缘化的寡妇。这种社会地位的滑落，带来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立无援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她必须学会在更狭小的空间里呼吸，用更卑微的姿态，去争取那一点点赖以生存的资源与空间。沉默，成了她唯一的铠甲，也是她唯一被允许存在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