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短暂喘息之机的独立第二师，如同一个在激烈奔跑后短暂调整呼吸的巨人，内部进行着高速而紧张的运转。核心任务便是消化吸收那支三百余人的起义伪军。
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委赵刚和副师长邢志国负责。赵刚亲自对起义官兵进行训话，既肯定他们阵前起义、回归抗日队伍的义举，也严肃申明八路军的纪律和宗旨，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旧军队习气。政工干部迅速深入其中，开展诉苦运动、政治教育，激发其阶级感情和抗日决心。
邢志国则负责具体的整编工作。这批人员被打散编入各团尤其是伤亡较大的连队，以其战斗经验补充基层战力。武器装备的分配则微妙地履行了与楚云飞的“约定”：轻武器基本保留给原使用者，而几挺重机枪和迫击炮则“暂借”给晋绥军，实则是一种变相的履行，既安抚了楚云飞，又避免了关键技术兵器落入可能不可靠的新编人员手中。
整合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部分起义军官留恋旧特权，个别兵痞恶习难改，但总体在强大的政治工作和老八路骨干的带动下，融合速度超出预期。这些饱受日军欺压、见识了八路军顽强战斗精神的士兵，很快找到了归属感，士气逐渐提升。
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战的交锋愈发激烈。
中央军黄维国旅并未死心。其特务部门加紧了渗透活动，试图刺探独立第二师的布防详情、物资储备，尤其是与楚云飞部的具体合作细节，甚至策划针对起义军官或八路军干部的策反和暗杀。一次，其特务人员试图在水源地投毒，被高度警惕的民兵发现并抓获。
日军特务机关也空前活跃。他们一方面试图重新联系那些动摇的伪军部队，威逼利诱，另一方面派出精干“挺身队”，化装成农民或八路军，潜入根据地，目标直指八路军指挥部、炮兵阵地和仓库，并伺机寻找再次使用化学武器的绝佳时机。
针对这些威胁，参谋长张大彪与侦察连长段鹏、骑兵连长孙德胜构成了反谍和安保的铁三角。
· 段鹏的侦察连化身反特尖兵，在各交通要道、可疑区域设伏巡逻，与日伪特务展开了多次无声的较量，成功抓获多名奸细，挫败了数次破坏行动。
· 孙德胜的骑兵连则发挥其机动性，在外围进行广泛巡逻，清剿小股渗透的敌军，并负责重要人员和物资运输的护卫。
· 张大彪坐镇协调，强化了内部保卫制度，对关键部位增派岗哨，实行口令和通行证管理。
一场无声的硝烟在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弥漫，其凶险程度不亚于正面战场。
晋绥军旅长楚云飞，始终冷静地观察着局势。他与李云龙保持着一种“斗而不破”的微妙关系。
他信守了默契，没有趁火打劫，甚至默许了部分粮食和药品（数量不多）通过民间渠道流入八路军根据地，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独立第二师的后勤压力。用他的话说：“李云龙在前面顶住日本人，就是在替我守大门。些许小忙，无伤大雅，亦是民族大义。”
但他也仅限于此。对于八路军提出的联合出击、协同作战的建议，他均以“上峰未有明令”、“需固防待机”等理由婉拒。他的部队依旧牢牢控制着杨家镇及周边要点，如同一只蛰伏的猎豹，既防备着日军，也警惕着八路军和黄维国，保存实力等待最终局势明朗。
李云龙对此心知肚明，也不点破。只要楚云飞不背后捅刀子，就是目前最好的局面。他甚至派人送去了少量缴获的日军军官指挥刀和清酒给楚云飞，算是“答谢”，实则也是一种试探和稳住对方的姿态。楚云飞欣然收下，回赠了一些子弹，双方心照不宣。
利用这难得的战斗间隙，军事训练并未放松，反而更具针对性。李云龙和张大彪狠抓部队的战术训练，尤其是针对日军可能再次使用的化学武器，进行了更加逼真的防护和应急处置演练。起义整编过来的士兵，也在老兵的带领下，快速学习八路军的战术打法。
整个独立第二师，就像一块被投入熔炉的钢铁，经过连续血战的锻打和短暂停歇的淬火，正在变得更加坚韧、更具韧性。新兵经历了战火洗礼，变得成熟；起义士兵融入了集体，获得了新生；各级指挥员在复杂局面下的指挥和应变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师指挥部里，李云龙看着各团报上来的整训报告和敌情通报，对赵刚说：“老赵，这帮刚刚反正过来的兄弟，比咱们想象的要硬气，练得也卖力。段鹏他们又把鬼子的特务摸掉了几波。咱们这把刀，虽然卷了刃，但重新磨了磨，好像更锋利了点。”
赵刚点头表示同意：“是的。内部的凝聚力更强了。但现在最大的变数，还是日军下一步的主攻方向，以及黄维国那只黄雀。”
李云龙走到地图前，目光锐利：“鬼子歇了几天，肯定在憋坏水。黄维国那个王八蛋也不会闲着。咱们不能光等着挨打。”他手指点向敌占区的一个点，“得想办法，主动挑一下，看看鬼子到底想干嘛，顺便敲打一下那些不老实的伪军！”
短暂的宁静即将结束。独立第二师这把淬火重生的刀锋，已然在嗡鸣作响，渴望在下一场风暴中，再次斩向敌人的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