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清晨，阳光刚穿透云层，小张就带着从农田和化工厂暗管收集的水样、土样，赶往市环境监测站。按照计划，这些样本将用于检测重金属、有机物等污染物含量，以此证明东升化工厂的排污与农田污染存在因果关系——这是环境公益诉讼中最关键的证据，团队所有人都在期待检测结果。
然而，监测站的接待人员接过样本后，却面露难色：“我们最近检测任务饱和，你们的样本需要排队，大概要等一个月才能出结果。”小张心里一紧，连忙解释：“这是农民的紧急维权案件，田里的水稻还在枯萎，再等一个月，可能就彻底绝收了，能不能优先安排检测？”接待人员摇摇头，语气敷衍：“所有样本都要按顺序来，我们也没办法，你们要是着急，就去别的监测机构看看。”
小张只能拿着样本返回律所，把情况告诉陈砚。“一个月太长了，农民们耗不起，而且夜长梦多，万一化工厂趁机破坏证据，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陈砚皱着眉，翻看监测站的官方网站，突然注意到一条“关于优先处理环境污染投诉案件的通知”，里面明确写着“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紧急污染案件，监测机构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
“这是关键！”陈砚立刻把通知打印出来，递给苏晓，“你之前处理过企业环保合规案，熟悉监测站的运作流程，你去对接，向他们的上级部门提交《检测申请异议书》，要求按规定优先检测。”苏晓接过通知，认真研究后说：“我还可以附上农民们的农田受损照片和紧急情况说明，强调案件的紧迫性，增加异议申请的说服力。”
第二天，苏晓带着《检测申请异议书》和相关材料，来到市生态环境局（监测站的上级部门）。接待的王科长看完材料后，立刻联系监测站了解情况，监测站负责人却辩解：“不是我们不优先，是最近确实有多个大型企业的环保评估项目，人手不够。”苏晓当即反驳：“根据《环境保护法》和贵局的通知，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紧急污染案件，优先级应高于企业的常规评估项目。而且这些农民靠农田为生，水稻绝收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基本生活，这难道不算紧急情况吗？”
王科长沉默片刻，最终同意协调监测站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苏晓松了口气，以为事情终于有了进展，却没想到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
三天后，监测站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水样中重金属含量0.02mg\/L，有机物含量0.01mg\/L，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土样中污染物含量未超标，农田水稻枯萎可能与气候、施肥方式有关，与水样、土样污染无直接关联。”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老田拿着报告，手都在抖：“这不可能！我们亲眼看到化工厂排黑污水，田里的水都变黑了，怎么会没超标？肯定是他们检测错了！”陈砚看着报告上的数据，也觉得不对劲——之前取样时，水样明显呈深褐色，还带着刺鼻气味，按常理不可能污染物含量这么低。
“会不会是样本被替换了？”小林突然提出疑问，“我们送样和取报告都是小张一个人去的，中间有没有可能出问题？”小张立刻反驳：“我送样时特意在样本瓶上做了标记，取报告时也核对过标记，没发现异常啊。”苏晓沉思道：“不一定是人为替换，也可能是检测过程有问题，比如检测项目不全——报告里只检测了两种重金属和一种有机物，可能还有其他未检测的污染物导致水稻枯萎。”
为了验证猜测，陈砚联系了一位在省级环境监测中心工作的大学同学，把水样、土样的情况和检测报告发给对方。同学看完后回复：“从你描述的水样外观和气味来看，很可能含有挥发性有机物或特定工业污染物，而市监测站的报告里没包含这些检测项目，相当于‘漏检’了。而且他们的检测方法可能有问题，比如水样未经过预处理，直接检测导致结果偏低。”
这个回复印证了团队的怀疑。陈砚立刻召集团队开会：“市监测站的检测报告要么是漏检，要么是存在人为干预，不能作为案件证据。我们不能再依赖他们，必须联系更权威、更中立的省级环境监测中心，重新取样检测，确保结果真实可靠。”
苏晓主动提出：“我来联系省级监测中心，说明情况，申请他们派专业人员到现场取样，全程由我们和农民代表监督，避免样本在运输过程中被动手脚。”老田也激动地说：“我们全程跟着，寸步不离，确保样本没问题！”
一周后，省级监测中心的两位工程师来到田家村，在陈砚、苏晓和老田的共同监督下，重新采集了农田水沟、化工厂暗管出口、未受污染农田的水样，以及受污染区域、对照区域的土样，每一份样本都当场密封、编号、签字确认，然后由工程师直接带回省级监测中心检测。
看着工程师离开的背影，老田紧紧握着陈砚的手：“陈律师，这次全靠你们了，我们相信省级监测中心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结果。”陈砚点点头，心里清楚，这次检测结果将直接决定案件的走向，容不得半点差错。他看着眼前枯萎的稻田，暗暗下定决心：无论遇到多少阻碍，都要帮农民们讨回公道，还他们一片干净的土地，一份安稳的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