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签下那份协议后，家里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平静。
那是一种暴风雨过后、满地狼藉却无人打扫的死寂。奶奶那边果然消停了，再也没来闹过，仿佛那份薄薄的纸片真的是一道能隔绝一切魍魉的符咒。
但我知道，那符咒是贴在妈妈心口的，吸食着她的生气。
妈妈变得更加沉默，但也更加忙碌。她不再去饺子馆，但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
她开始更细致地整理我们的小家，将一些用不上的旧物打包，或是送人，或是卖掉。她甚至开始留意报纸上的招工信息，虽然范围仅限于宁川市内，但眼神里已不再是全然的绝望，而是一种近乎麻木的、必须要向前走的坚韧。
我知道，她在为离开做准备，用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与这座城市，与过去的生活，做一场漫长的告别。
那份协议捆住了她某些方面的自由，却捆不住她想要呼吸更新鲜空气的本能。
王姨时常过来，她们不再像以前在饺子馆里那样有说不完的话，更多的是安静的陪伴。
有时王姨会带来一些她亲手做的吃食，有时就是单纯地坐一会儿，看着妈妈忙碌，叹口气，说一句：“走了也好，清净。” 她们之间的情谊，早已超越了雇主与员工，成了真正相依为命的姐妹。
我则忙着办理各种入学手续，领取户籍证明，准备行李。国防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一系列文件被我反复摩挲，那是我通往新世界的船票，也承载着妈妈全部的希望。
离别的日子终于还是到了。
出发的前一晚，妈妈做了一桌很丰盛的菜，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面对面坐着，却没什么食欲。
“都收拾好了吗？”妈妈问，声音有些干涩。
“嗯，都好了。”我点点头。
“钱……都带够了吗？听说大城市花销大……”
“带够了，奖学金还有很多。”我顿了顿，看着她，“妈，你自己留着用，别太省。”
“我有的用。”妈妈低下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到了那边……凡事自己当心。部队里规矩严，不比家里……和同学好好相处，别任性……”
她絮絮叨叨地叮嘱着，都是些平常的话，我却听得鼻子发酸。这些话，本该是爸爸和她一起对我说的。
“妈，”我打断她，看着她的眼睛，“等我走了，你……你有什么打算？真的不去王姨那儿了？”
妈妈放下筷子，目光望向窗外漆黑的夜色，良久，才轻轻地说：“不了。妈想换个地方，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租个小单间，也许找份轻松点的零工……挺好的。”
她的语气很平静，却透着一种令人心酸的孤寂。我知道，她是想彻底切断与过去的所有联系，包括那些能勾起回忆的地点和人，哪怕那是善意的王姨。她需要一种绝对的、陌生的安静，来舔舐伤口，来尝试呼吸。
我喉咙哽咽，说不出话，只能重重地点头。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王姨和小雅都来了，要送我去车站。妈妈坚持不让，说没必要兴师动众。
巷口停着一辆提前约好的出租车。妈妈帮我提着行李，一步步走出这条我们住了不算太久、却承载了太多悲欢的赤竹巷。
清晨的巷子很安静，只有几个早起出门买菜的邻居。他们看到我们，都笑着打招呼：“月桐今天要走了吧？去上大学啦？真有出息！” “淑芬，以后就享福咯！”
妈妈勉强笑着回应，脚步却未停。
走到巷口，她把行李放进出租车后备箱，转过身看着我。
那一刻，初升的阳光刚好掠过巷口低矮的屋檐，照在她脸上。我清晰地看到她眼角深刻的皱纹和鬓边刺眼的白发，那是生活和她最亲的人，共同刻下的痕迹。
她伸出手，仔细地替我理了理衣领，动作轻柔得像一片羽毛。她的眼睛红了，却努力忍着泪，嘴角向上弯起一个极其勉强的笑容。
“走吧。”她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到了……给妈打个电话。”
千言万语堵在胸口，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只能伸出手，紧紧抱了抱她。她的身体单薄而僵硬，在我怀里微微发抖。
“妈，照顾好自己。”我哽咽着，在她耳边低声说，“等我回来。”
她拍了拍我的背，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坚定地推开了我，示意我上车。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司机发动了车子。
透过车窗，我看到妈妈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晨光在她身后铺开，她却像站在一片巨大的、无形的阴影里。王姨和小雅站在她身边，轻轻地揽着她的肩膀。
车子缓缓驶离。妈妈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终变成一个看不清的黑点，彻底消失在巷口的拐角。
宁川市的街景在窗外飞速倒退，熟悉的喧嚣逐渐被抛在身后。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眼泪终于肆无忌惮地滑落。
再见了，妈妈。 再见了，充满泪水和挣扎的旧时光。 再见了，赤竹巷。
爸爸，我要去您的城市了。
请您，一定一定要保佑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