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六年冬，邓艾兵临成都城下时，城内流传着一句民谣：蜀门闭，蜀官肥；魏兵至，蜀民归。这句简单的民谣，道破了蜀汉灭亡的另一重密码——它不仅是军事失利或政治腐败的结果，更是社会阶层矛盾总爆发的产物。从荆州士族益州士族的权力争夺，到士大夫庶民的利益割裂，再到与南中民族的隔阂，蜀汉社会的层层裂痕，在外部压力下彻底崩裂，最终让这个政权失去了最根本的支撑——民心与共识。
一、荆益之争：外来集团与本土势力的权力博弈
建安十九年，刘备入主成都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平衡荆州集团益州士族的关系。前者是刘备的创业班底，以诸葛亮、关羽、张飞为代表，掌握着军政核心权力；后者是益州本地的豪强势力，以张裔、谯周、李严为代表，控制着地方资源与舆论。这种外来者掌权，本地人边缘化的格局，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刘备时期，通过等手段暂时缓和了矛盾。他娶益州士族吴懿之妹为皇后，任命李严为尚书令，让部分益州人进入权力中层。但核心权力始终牢牢掌握在荆州集团手中——诸葛亮、法正、关羽分掌军政，益州士族最多担任等地方官，难以触及决策核心。这种表面融合，实质隔离的策略，让益州士族心生不满。
诸葛亮执政后，试图以消解阶层差异，提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强调而非。他重用益州人张裔为长史，提拔杨洪为蜀郡太守，看似打破了地域壁垒。但实际操作中，荆州集团的优势仍不可撼动：北伐的核心将领（魏延、姜维、马岱）多为荆州或外来势力，益州士族极少能参与军事决策；朝廷的关键职位（尚书令、侍中）也多由荆州人担任，益州人始终处于而非的地位。
益州士族的不满在蒋琬、费祎时期逐渐公开化。谯周写《仇国论》，借因余之国（蜀）肇建之国（魏）的比喻，暗讽蜀汉外来政权的不合理性；杜琼以谯周问谶的方式散布代汉者，当涂高也的预言，动摇蜀汉的正统性。这些言论背后，是益州士族对权力分配不公的无声抗议。
到了后主年间，荆益矛盾彻底激化。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董厥等荆州集团后裔垄断朝政，排挤益州人；黄皓与陈祗勾结，卖官鬻爵，进一步压缩益州士族的上升空间。当邓艾兵临城下时，益州士族几乎一致主张投降——对他们而言，曹魏的统治或许更能保障自身利益，这种改朝换代的选择，本质上是对蜀汉荆州本位权力结构的否定。
二、士庶割裂：特权阶层与平民百姓的利益对立
蜀汉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金字塔形态：顶端是荆益士族与皇亲国戚，享有免税、免役、荫客等特权；中层是中小地主与知识分子，可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底层是庶民（农民、手工业者、佃户），承担着赋税、徭役、兵役等沉重负担。这种结构在诸葛亮时期尚能维持平衡，到了后主年间，却因士族特权膨胀而彻底失衡，导致士庶割裂。
士族特权的膨胀体现在土地兼并上。诸葛亮时期推行，限制土地集中；而后主年间，诸葛瞻、张绍（张飞之子）等士族大规模兼并土地，仅诸葛瞻在成都附近就有桑田千亩，僮仆数百。庶民失去土地，只能沦为士族的，承受见税什五（缴纳一半收成）的剥削，与士族的坐享其成形成鲜明对比。
赋税徭役的不公加剧了对立。蜀汉的赋税以（人头税）和（绢布）为主，士族可凭减免，庶民却需全额缴纳。后主年间为支持姜维北伐，又新增（提前征收次年赋税）和（财产税），进一步加重庶民负担。当时蜀地流传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民谣，形容徭役之重，而士族子弟却可通过纳粟拜爵逃避兵役。
司法不公让庶民彻底失望。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士族与庶民在法律面前相对平等；而后主时期，刑不上大夫成了常态——士族犯罪可通过豁免，庶民却动辄。蜀郡太守董厥之子强占民女，仅罚俸三月了事；而成都平民因私藏铁器（被视为），竟被连坐三族。这种双重标准，让庶民对蜀汉政权失去了最后的信任。
当邓艾入蜀时，庶民的反应耐人寻味——他们既不抵抗，也不逃亡，反而持牛酒迎魏军。对庶民而言，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轻徭薄赋，安享太平。蜀汉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是庶民对士庶割裂社会的无声反抗——他们用不合作的态度，否定了这个让他们不堪重负的政权。
三、民族隔阂：南中治理的表面化与潜在危机
建兴三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后，采取政策：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这种政策暂时稳定了南中，却未能真正消除与南中民族（彝族、傣族等）的隔阂，只是将矛盾掩盖起来，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伏笔。
南中民族的政治地位始终低下。诸葛亮虽以夷制夷，任命孟获等人为官，但南中最高长官（庲降都督）始终由汉族担任，南中民族的首领最多担任，难以参与核心决策。他们的需以为前提，南中每年向成都缴纳的金、银、漆等贡品，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剥削，让南中民族心生不满。
文化隔阂加剧了对立。蜀汉在南中推广中原文化，设立教授儒家经典，却忽视了南中民族的本土文化。汉族官吏视南中习俗为蛮夷之风，强行禁止等传统仪式，引发多次小规模叛乱。越巂郡（今四川西昌）的旄牛夷禁其巫鬼而起兵，虽被镇压，却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
经济掠夺让南中难以依附。诸葛亮将南中部落迁至蜀地编为，虽增强了军事力量，却导致南中劳动力流失；南中的盐、铁资源被蜀汉政府垄断，盐铁之利全归成都，南中民族只能获得微薄的手工费。这种掠夺性开发让南中民族认为蜀汉与曹魏无异，缺乏对蜀汉的认同感。
蜀汉灭亡时，南中的反应极具象征意义——霍弋（庲降都督）虽请求入川勤王，却在刘禅投降后迅速归附曹魏，南中民族未发一兵一卒支持蜀汉。对他们而言，蜀汉只是另一个外来政权，其灭亡与己无关。这种旁观者态度，暴露了蜀汉南中治理的失败——它未能将南中纳入蜀汉共同体，最终失去了这一潜在的战略后方。
四、阶层流动的窒息：寒门上升通道的关闭与人才枯竭
蜀汉前期，得益于刘备知人善任和诸葛亮不拘一格降人才，寒门子弟尚有上升通道。王平（士兵出身）能官至镇北大将军，张嶷（小吏出身）能担任越巂太守，体现了唯才是举的氛围。而后主年间，随着士族垄断权力，寒门上升通道逐渐关闭，导致人才枯竭，这也是蜀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察举制度被士族操控。蜀汉的选官主要依靠察举制（地方推荐+中央考核），而后主时期，推荐权被荆益士族掌控——他们只推荐门生故吏同族子弟，寒门子弟即便有才干也难以被推荐。陈寿（史学家，出身寒门）因父为马谡参军的旧案，始终未能获得重用，只能担任着作郎等闲职，便是典型案例。
军功制度名存实亡。姜维北伐虽为寒门子弟提供了军功晋升的机会，但士族子弟可通过获得爵位，无需从军。更不公平的是，军功分配严重向士族倾斜——诸葛瞻从未参与北伐，却因武侯之子的身份被封为行都护卫将军；而寒门将领张翼、廖化屡立战功，却始终未能进入核心决策层。
教育资源被士族垄断。蜀汉的官学（太学）主要招收士族子弟，寒门子弟多因家贫无资无法入学。成都的也多由谯周、杜琼等士族学者主持，收费高昂，寒门子弟难以问津。这种教育垄断让寒门子弟失去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整个社会陷入阶层固化的困境。
人才枯竭直接影响了蜀汉的抵抗能力。邓艾偷渡阴平时，蜀汉能派往绵竹抵抗的将领只有诸葛瞻（缺乏实战经验）、黄崇（黄权之子，士族子弟）等，而寒门将领要么被排挤（如柳隐），要么老迈无能（如廖化）。这种无人可用的局面，本质上是阶层流动窒息的必然结果——当一个政权失去吸纳寒门人才的能力，就会失去活力与战斗力。
五、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从到的必然
蜀汉的灭亡，是社会各阶层矛盾总爆发的结果：益州士族因权力不公而支持投降，庶民因利益受损而选择旁观，南中民族因民族隔阂而袖手旁观，寒门子弟因上升无门而无心抵抗。这些群体的，让蜀汉在曹魏的进攻面前成了空壳政权，解体只是时间问题。
诸葛亮时期，尚能通过理想感召（兴复汉室）和严刑峻法维持社会稳定；而后主年间，兴复汉室的理想因屡次北伐失败而褪色，严刑峻法因士族腐败而失效，社会矛盾便如火山般喷发。当邓艾兵临城下时，蜀汉的社会结构已彻底瓦解——没有哪个阶层愿意为这个政权牺牲，灭亡自然成了必然。
对比曹魏的社会治理，更能看出蜀汉的问题。曹魏通过九品中正制让士族利益得到保障，通过屯田制让庶民获得土地，通过招抚流民吸纳寒门人才，通过五胡乱华前的民族政策缓和民族矛盾。这种包容性的社会治理，让曹魏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而蜀汉的排他性不公性，注定了其难以长久。
蜀汉的教训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一个政权的稳固，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和经济，更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与认同。当权力被少数集团垄断，利益分配严重失衡，民族关系紧张对立，阶层流动彻底停滞时，即便有再好的地理优势或军事将领，也无法阻止其走向灭亡。
景耀六年的成都，寒风卷着落叶穿过空荡荡的街道。那些曾经为蜀汉效力的益州士族、挣扎求生的庶民、南中的部落首领、怀才不遇的寒门子弟，此刻都成了旁观者。他们看着刘禅的降幡升起，心中或许各有盘算，却共同见证了一个因社会矛盾而崩塌的政权。这段历史，不仅是王朝兴衰的记录，更是社会治理的镜鉴——它永远警示着后世：民心不是装饰品，共识不是口号，唯有兼顾各阶层的利益，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