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艾的士兵出现在成都城下时，蜀汉的灭亡已无悬念。但回溯其四十三年的兴衰（221年刘备称帝至263年刘禅降魏），会发现这并非偶然的军事失败，而是一套自建立起就存在的“体系性失衡”不断恶化的结果。这种失衡体现在“权力结构”“资源分配”“内外关系”三个核心维度，最终让这个以“兴复汉室”为旗帜的政权，在看似偶然的军事冲击下轰然倒塌。
一、权力结构的“一元锁定”：从“荆州派独大”到“决策失灵”
蜀汉的权力结构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衡的种子。刘备入蜀时，核心团队由“荆州派”（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构成，他们既是创业元勋，也是权力核心。为巩固统治，刘备不得不联合“东州派”（刘璋旧部，如法正、李严），却始终对“益州本土派”（蜀地士族，如谯周、张裔）保持警惕——这种“荆州派主导、东州派辅助、益州派边缘”的结构，形成了权力的“一元锁定”。
诸葛亮执政时期，虽以“公平”着称，却仍延续了这一格局：丞相府核心幕僚几乎全是荆州派（蒋琬、费祎、姜维皆非益州人），益州士族最多担任郡太守等地方职务，从未进入中央决策层。这种结构在初期高效：荆州派目标一致（兴复汉室），决策迅速（如南征、北伐），但隐患在于“排斥本土精英”导致的“治理断层”——益州士族熟悉蜀地民情，却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使得蜀汉的政策始终带着“外来者”的疏离感（如过度征收军粮引发蜀地百姓不满）。
到了后期，权力结构的僵化引发“决策失灵”。姜维作为“降将”，既非荆州派核心，又得不到益州派支持，只能靠“北伐”维系权力，导致“以战养战”的恶性循环；黄皓作为宦官，本无资格干预朝政，却因刘禅的纵容得以专权，本质是荆州派人才凋零后“权力真空”的产物。当一个政权的决策层既缺乏本土精英的参与，又失去核心团队的凝聚力时，其政策要么脱离实际（如姜维连年北伐），要么被私利裹挟（如黄皓弄权），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二、资源分配的“军事绑架”：从“以战养战”到“民生枯竭”
蜀汉的资源分配始终被“军事优先”绑架，形成“战争→掠夺→再战争”的恶性循环，最终耗尽了民生根基。
刘备入蜀初期，为犒赏军队，曾“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导致府库空虚，不得不铸造“直百钱”（一枚当百枚五铢钱）掠夺民间财富，这是“军事绑架经济”的开端。诸葛亮执政后，为支撑北伐，将盐铁、蜀锦等核心产业收归国有，“蜀锦远销吴魏”的背后，是百姓赋税的加重——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汉百姓需缴纳“田租四升、户调绢二匹、绵二斤”，远超曹魏的“田租四升、户调绢二匹”（无绵），更高于东吴的“亩税一升”。
姜维时期，这种掠夺达到顶峰。他“九伐中原”（253—262年）的十年间，蜀汉人口从刘备时期的“户二十万，口九十万”降至“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人口增长停滞，实则因流民逃亡未被统计），粮食储备“仅够支撑一年”。为维持军费，蜀汉甚至恢复了“算缗钱”（财产税），“民有菜色”成为常态。当邓艾兵临城下时，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与其说是“欢迎曹魏”，不如说是对“军事绑架民生”的无声反抗。
资源分配的失衡，让蜀汉失去了最根本的“民心锚点”。一个政权若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再响亮的“兴复汉室”口号，也终究是空中楼阁。
三、内外关系的“双重孤立”：从“联盟脆弱”到“地缘绝境”
蜀汉的灭亡，还源于内外关系的“双重孤立”——对内失去益州士族支持，对外失去东吴信任，陷入“地缘绝境”。
对内，益州士族从“观望”到“背叛”，是蜀汉孤立的关键。刘备入蜀时，益州士族（如谯周的祖父谯隆）曾表示欢迎，但当他们发现“荆州派”垄断权力、自己永无出头之日后，逐渐转为抵触。谯周撰写《仇国论》，以“因余之国（暗指蜀汉）与肇建之国（暗指曹魏）”的寓言，公开质疑北伐的合理性；当邓艾兵临城下时，他又力主投降，称“若降魏，蜀地可安，百姓可免兵戈”，实则代表了益州士族对“荆州派政权”的抛弃。这种“本土精英的离心”，让蜀汉失去了最后的社会支撑。
对外，蜀汉与东吴的“联盟”始终脆弱，未能形成真正的战略协同。赤壁之战后，孙刘联盟因“荆州之争”破裂（关羽被杀、刘备伐吴）；诸葛亮虽修复联盟，却始终是“弱国依附”的格局——东吴视蜀汉为“牵制曹魏的棋子”，从未真正全力配合北伐（如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孙权虽出兵，却因小败即退）。当蜀汉面临灭亡时，东吴援军“行动迟缓”，本质是“联盟缺乏互信”的必然结果。
地缘上，蜀汉偏居益州，“蜀道难”既是屏障，也是枷锁。一旦失去荆州（219年关羽失荆州），便陷入“一夫当关”的绝境——北方被秦岭阻隔，东方被三峡制约，难以向外扩张，只能困守益州。当曹魏集中兵力攻蜀时，这种“地缘封闭性”让蜀汉难以获得外援，也无法战略转移，最终“瓮中捉鳖”。
四、根本原因：“体系性失衡”的总爆发
综上，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并非“刘禅昏庸”或“姜维好战”等个体因素，而是“权力结构一元化→资源分配军事化→内外关系孤立化”的体系性失衡。这套体系在创业期（刘备、诸葛亮时代）因“理想感召”和“强人压制”得以维系，但当理想褪色（兴复汉室无望）、强人逝去（诸葛亮去世）、矛盾累积（士族不满、民生枯竭），只需一次外部冲击（邓艾奇袭），便会彻底崩塌。
历史学者田余庆曾言：“蜀汉政权的悲剧，在于它试图以一个外来集团的力量，在一个封闭的地域里，实现一个超出其能力的全国性目标。”这句话点出了核心：当政权的“目标”（兴复汉室）、“手段”（军事优先）与“基础”（益州资源、民心）严重脱节时，灭亡便是其逻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