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西北的文庙里，几株千年古柏的阴影斜斜铺在青石板上，沈砚之蹲在一尊明代重塑的谯周石像前，指尖拂过石像底座模糊的刻字。石像旁的展柜里，静静躺着一卷泛黄的《仇国论》抄本，纸页边缘因常年翻阅而卷起毛边，上面的朱笔批注密密麻麻，多是后世学者的争议之语——劝降之论救民之策的墨迹在纸页上交织，像极了景耀六年那场撕裂蜀地的争论。
先生看这处批注。苏临洲指着抄本末尾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凭险阻，结党众，沮其强锋一句，旁边用蝇头小楷写着：谯周此语，看似劝降，实则道破蜀国积弊——所谓结党众，不过是荆州集团与益州士族的水火不容；所谓凭险阻，终究挡不住民心溃散后的一溃千里。
一、《仇国论》里的：积弊的总爆发
沈砚之翻开随身携带的《三国志·谯周传》，与《仇国论》并置对照。建安二十五年，刘备入蜀时，谯周还是个二十岁的年轻学者，曾向刘备进言缓刑弛禁，安抚益州；可到了景耀六年，这位亲历了蜀汉兴衰的老臣，却在《仇国论》里写下这样的比喻：昔楚灵王筑章华台，百姓罢劳，民怨沸腾，终致干溪之败。今之国事，何以异哉？
这里的章华台，暗指什么？沈砚之问。苏临洲取出从成都府库找到的《景耀年间工程账簿》，指着上面的记载：后主在位期间，修造昭烈庙、丞相祠、南园等工程，征调民夫累计达十万人次，而当时蜀地总人口不足百万。更甚者，黄皓为讨好后主，强征蜀锦三千匹装饰宫殿，导致民间十户九空，织机生尘
他们在郫县的一处旧宅墙上，发现了当年百姓偷偷刻下的字迹：筑台一日，剥民十斤。字迹已被风雨侵蚀，却仍能看出刻字时的愤懑。谯周写《仇国论》时，想必见过太多这样的景象。沈砚之轻声道，楚灵王暗喻后主，用章华台影射劳民伤财的工程，字字都是血泪。
《仇国论》中最刺眼的，是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一句。苏临洲在旁批注：大国者，魏国也，虽强却未轻举妄动；小国者，蜀国也，却以兴复汉室为名，连年征战，民力枯竭。谯周想说的是：小国若不知休养生息，只知穷兵黩武，再险的山川也护不住它。
二、士族的离心：从到
文庙里的阳光渐渐西斜，照在另一尊石像上——那是益州士族代表张裔的雕像。沈砚之想起建兴初年，张裔曾对诸葛亮说府吏开门内（纳）敌，吏民咸欲为乱，那时益州士族虽有不满，却仍愿与荆州集团合作；可到了延熙年间，《华阳国志》记载的益州人仕进无门，荆州人累居高位，道尽了双方裂痕的加深。
在广汉郡的一处士族旧宅，他们找到一本《蜀郡士人家谱》，其中记录着这样一件事：景耀三年，益州人王崇考中秀才，却因非荆州籍被黄皓贬为小吏，而荆州人李丰虽成绩平平，却直接授官郡守。谱中写道：是岁，蜀郡士族子弟赴魏者二十余人。
这就是谯周所说的结党众沈砚之指着族谱里的记载，当荆州集团垄断仕途，益州士族从合作者旁观者，甚至背叛者，蜀国的统治根基就已经松动了。他们在成都出土的简牍中发现，邓艾偷渡阴平时，为其带路的正是益州本地的一个亭长，而这个亭长的父亲，曾因非荆州籍被剥夺官职。
更耐人寻味的是，《仇国论》写成后，谯周在朝堂上宣读时，益州籍官员无一人反对，荆州籍官员则怒斥其动摇军心。这种截然对立的态度，早已预示了蜀国的结局——当一个政权失去了本土士族的支持，仅凭外来集团的强硬统治，终究是空中楼阁。
三、百姓的选择：从箪食壶浆开门迎魏
离开文庙，沈砚之与苏临洲沿着当年邓艾入蜀的路线前行，在绵竹关附近的一个村落里，遇到了九十二岁的老人赵阿婆。老人还记得景耀六年冬天，魏军进城时的情景：那天早上，我家老头子去村口挑水，看见魏军的队伍，吓得往回跑。可没想到，队伍里有个小官，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了路边的娃，还说不抢东西，只借路
赵阿婆的记忆里，蜀军撤退时把村里的粮食都征走了，连鸡都没留下，而魏军来了之后，分了些米给我们，还帮着修被马蹄踩坏的田埂。这种对比，在蜀地并非个例。他们在《魏晋史料》中看到，邓艾入蜀后承制拜官，安抚民心，仅一个月就得到了益州二十余县的响应，而这些县的百姓，大多是当年诸葛亮时被征调过的人家。
谯周在《仇国论》里说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真是一点没错。苏临洲感慨道。他们在江原县的粮仓遗址里，发现了蜀军撤退时烧毁粮仓的痕迹，而粮仓外的石壁上，有人用炭笔写着宁为魏民，不做蜀虏——字迹虽已模糊，却足以说明民心所向。
当一个政权把兴复汉室的理想，变成了百姓肩上的重负；当的旗帜，遮不住十室九空的现实，那么即便是谯周不写《仇国论》，也会有李周、王周站出来，说出百姓想说的话。毕竟，对百姓而言，或的名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安稳过日子。
四、历史的镜鉴：《仇国论》背后的警示
夕阳西下时，沈砚之将《仇国论》抄本放回展柜，与《出师表》的拓片并排陈列。两卷文书，相隔四十三年，却道尽了一个王朝的兴衰：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执着，到了谯周的《仇国论》里，变成了疲民之力，竭民之财的反思；前者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终究抵不过后者的民心向背，天命所归。
其实谯周的《仇国论》，从来不是劝降书，而是诊断书沈砚之在笔记上写下结语，它指出的，是蜀国因内外失衡（荆州与益州的矛盾）、劳民过度（连年北伐的消耗）、统治失据（士族与百姓的离心）而走向灭亡的根本症结。而这些症结，早在刘备入蜀时就已埋下，只是到了后蜀时期，终于积重难返。
苏临洲望着文庙里的古柏，补充道：就像这柏树，根若烂了，再茂盛的枝叶也会枯萎。蜀国的根，就是民心；民心散了，再险的蜀道、再忠的将士，也挡不住历史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