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郑的冬夜来得早，沈砚之坐在残破的武侯祠里，望着香案上跳动的烛火。烛苗映在供桌的裂纹里，像极了二十年前他在成都太学见过的《出师表》拓本，那些被虫蛀的字迹，此刻都化作了祠外寒风的呜咽。
“先生，这是今日收集的遗民口述。”苏临洲捧着卷麻布，上面用炭笔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字，边缘还沾着麦麸，“都是南郑周边的老辈人说的，有阆中逃来的农户，有南中迁来的夷人，还有从绵竹关活下来的老兵。”
沈砚之展开麻布，第一行字就让他指尖发颤：“张阿大之妻刘氏，建兴六年饿死于南郑粮道旁，尸身被野狗拖走，阿大寻三日，只拾得半只绣鞋。”字迹潦草，却透着刻骨的痛，他想起在阆中见过的户籍木牍，那上面“妻亡”二字的墨迹，原来浸着这样的血泪。
祠外传来脚步声，一个裹着破毡的老汉被领了进来。老汉摘下头上的斗笠，露出被风霜刻满沟壑的脸，手里攥着根磨得发亮的竹杖，杖头刻着个“蜀”字。“小老儿是绵竹关的老兵，”他往火堆里添了块柴，火星子溅在炭灰里，“景耀六年城破时，我揣着这块竹牌装死，才从尸堆里爬出来。”
竹牌上刻着“王二狗”三个字，边缘被啃得坑坑洼洼。“魏军进城那天，我看见诸葛将军的尸首被挂在城门上，”老汉的声音发哑，“有个魏兵用长矛挑着他的发髻，喊‘这就是诸葛亮的儿子’，城楼下的蜀人，有的哭，有的笑，有的转身就去抢官府的粮仓。”
苏临洲在麻布上记下“抢粮仓”三个字，忽然想起在成都西市见过的粮价账册。那些从章武三年到景耀六年不断攀升的数字，最终都化作了城破时的疯抢——当百姓连糙米都吃不起，所谓的“忠君爱国”，早已被饥饿碾成了粉末。
后半夜，一个背着婴儿的夷人妇人走进祠里。她黥面的花纹被泪水泡得发涨，怀里的婴儿正啃着块干硬的麦饼，饼上的霉斑像朵丑陋的花。“我男人是藤甲兵，”妇人用生硬的汉话说道，“延熙十七年死在祁山，官差说给抚恤金，可到现在，我只收到半匹烂蜀锦。”
她解开襁褓，露出婴儿背上的疤痕，是被魏军的箭擦伤的。“景耀六年逃来时，这娃才三个月，”妇人摸着疤痕，“他爹留下的藤甲，被我拆了做尿布，现在连尿布都没得换了。”
沈砚之望着那片破旧的藤甲尿布，忽然想起在南中见到的《藤甲征调册》。建兴三年到景耀五年，三百领变成六百领的数字背后，是多少个这样的家庭，用亲人的尸骨换来了苟活的机会。
天快亮时，祠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个瞎眼的老妪，用手摸着供桌的木纹，说这是当年诸葛亮坐过的案子；有个瘸腿的书生，在墙上默写《出师表》，写到“五月渡泸”时，突然泣不成声；还有个梳着总角的孩童，举着根蜀锦残条，问“这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
沈砚之指着残条上的“汉”字，正要开口，却被老兵王二狗拉住了。“别告诉他，”老兵往火堆里添了块柴，“娃还小，让他以为这只是块好看的布就好。”
晨光透过祠顶的破洞照进来，落在众人身上，像层薄薄的金纱。沈砚之忽然明白，蜀汉的灭亡，从来不是史书上“炎兴元年降魏”的冰冷记载，而是张阿大失去的妻子、夷人妇人死去的丈夫、王二狗残破的竹牌——所有这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个体，他们的悲欢离合，才是王朝兴衰最真实的注脚。
离开武侯祠时，沈砚之回头望了眼香案上的烛火。烛苗已经快燃尽，却依旧在寒风里倔强地跳动，像无数遗民心中未曾熄灭的火星。他知道，这些火星或许再也燃不成燎原之势，但只要还有人记得张阿大的绣鞋、藤甲做的尿布、竹牌上的名字，这段历史就不算真正终结。
苏临洲将麻布卷好，塞进怀里，那里还揣着从洛阳带回的刘禅诗稿。“先生，我们该回藏经阁了。”他的声音里带着释然，“书稿该定稿了。”
沈砚之点点头，最后望了眼武侯祠的匾额。“告诉那些遗民，”他轻声说，“他们的故事，我们记下了。”
寒风卷起地上的炭灰，像在应和。远处的田埂上，有个孩童正用树枝在雪地里画着什么，走近了才看清，是个歪歪扭扭的“汉”字，被朝阳染成了温暖的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