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阁的铜铃在暮春的风里轻响，沈砚之将最后一卷竹简放回樟木箱子时，指腹蹭过景耀六年的刻痕，竹片的凉意顺着指尖漫到心口。案几上摊着他与苏临洲整理的书稿，从建安十九年的《入蜀考》到景耀六年的《成都破城记》，三十卷帛书在日光下泛着陈旧的蜜色，像一条蜿蜒的河，流淌过四十三年的光阴。
先生，这处批注还需再改。苏临洲握着狼毫，笔尖悬在《南中藤甲考》的空白处，延熙十年的藤甲征调量，史料记载是五百领，但我们在孟获城旧址找到的彝文碑刻，实际征了七百领，其中两百领是强夺的。
沈砚之俯身细看，碑刻拓片上的彝文经通译转写后，二字的墨迹深如血渍。他想起岩木勒说的藤甲沾血认主，忽然在书稿边缘添了句：每领藤甲，皆系南中子弟魂。
窗外的老槐树新叶满枝，光影透过叶隙落在《士族门志》上。苏临洲用朱笔圈出张阜府邸的限田令：建兴九年的百亩之限，对荆州士族形同虚设。据《蒋琬家传》记载，其侄蒋斌单在成都就有田三百亩，还不算南郑的庄园。
添一句注。沈砚之望着案头的《蜀臣俸禄簿》，益州士族年均俸禄，仅为荆州籍官员的三成。他忽然想起张府墙角的族谱，那些褪色的名字里，藏着多少个食邑五十户的无奈。
暮色漫进耳房时，书稿的总序终于定稿。沈砚之提笔写下开篇：蜀汉之亡，非关兵弱，非关将钝，盖因根骨之疾，积于草创，溃于久战。笔锋顿在二字上，墨滴在帛书上晕开，像朵骤然绽放的墨花。
苏临洲将阆中找到的张狗儿户籍木牍压在总序旁，木牍上二字的刻痕已被摩挲得发亮。从张阿大到张小宝，三代人的户籍变迁，恰是蜀汉民生的缩影。他忽然笑了，眼角的细纹里盛着星光，我们在绵竹关找到的那枚字陶片，与这木牍的木纹竟有几分相似，像是同一片土地长出的骨血。
烛火摇曳时，他们核对最后一组数据：章武元年户二十万，景耀六年户二十八万，四十三年间新增的八万户籍里，三成是南中迁来的流民，两成是被强编的夷人，真正的益州农户，只增了不足两万。这就是天府之国的真相。沈砚之指尖点过《户籍考》的折线图，年年征兵，岁岁征粮，土地里长不出新丁，只能从别处抢。
藏经阁的更漏敲过三更，书稿终于装订成册。苏临洲在封皮上题字，蜀汉兴亡录五个篆字力透纸背，边缘却特意留了些参差的笔锋，像未被磨平的棱角。这样才像历史。他轻声说，从来没有圆满的结局，只有磨不掉的伤痕。
沈砚之翻开最后一页，那里贴着片从绵竹关带回的箭镞，锈迹里裹着的暗红粉末，与南中藤甲残片上的色泽如出一辙。他忽然明白，所有的数字、木牍、碑刻，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答案——当一个政权将兴复汉室的理想，变成榨取本土的利刃；当外来的火种不愿融入脚下的土壤，反而焚烧赖以生存的草木，崩塌便是时间必然的注脚。
晨光爬上藏经阁的飞檐时，他们将书稿收入樟木箱子。箱底垫着的蜀锦，正是当年张阿大户籍上提到的景耀元年岁贡锦，如今已褪成浅灰，却仍能看清织就的汉祚永延纹样。苏临洲扣上铜锁的刹那，檐角的铜铃忽然齐鸣，像是无数被记载或未被记载的声音，在这一刻轻轻应和。
我们该离开了。沈砚之望着窗外初升的日头，藏经阁外的石阶上，昨夜落下的槐花积了薄薄一层，踩上去簌簌作响。
苏临洲回头望了眼堆满竹简的案几，那里还留着他们演算粮损耗率的草稿，墨迹与四十三年前账册上的朱砂，在晨光里融成一片暖红。或许有一天，会有人看懂这些。
总会有人懂的。沈砚之的声音很轻，却带着笃定，就像嘉陵江的水，总会把石头磨成它该有的模样。
他们走出藏经阁时，恰逢洒扫的老吏推着竹车经过，车里装着新收的典籍，其中一卷《三国志》的封皮在风里翻动，露出诸葛亮传三个字。沈砚之忽然想起五丈原的屯田账册，那些被雨水泡烂的字迹里，藏着的或许不是鞠躬尽瘁的悲壮，而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他拼尽全力修补的，从来不是战事的漏洞，而是一个从根基就开始腐朽的王朝。
槐花落在书稿的封皮上，像给蜀汉兴亡录盖了枚细碎的邮戳。沈砚之和苏临洲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藏经阁的铜铃还在轻响，伴着竹简翻动的微声，在时光里反复诉说着：历史从不是英雄的独角戏，而是无数普通人的骨血，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刻下的深深浅浅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