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抢劫运钞车的案件中，他是最为特殊的一个。
当别人都是四五人结伙作案时，此人却选择了单枪匹马。仅凭一支冲锋枪便敢行动。
唯一一次找来帮手，最终却分文未得。
这起案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甚至连白宝山听闻后，都暂时放弃了抢劫银行的念头。
而这，也正是北京发生的第一起运钞车劫案。
若要论悍匪，鹿宪洲绝对算得上其中翘楚。
他生于1963年，北京人，家中排行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名叫鹿宪勤。一家住在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38号院，7号楼2单元402室。
身高一米七的鹿宪洲，虽说是北京人，但祖籍其实是河北博野县。和白宝山一样，他们都不是北京土着，而是后来迁入的。
鹿宪洲的童年并无特别之处，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按部就班地读书上学。
高中毕业后，1981年，18岁的他选择参军，被分配到云南某部队服役。起初担任汽车兵，后来又做了军械验枪员。
这个岗位负责检查战士们的枪支——校准准星、检修枪栓，可以说是“枪械医生”。
这段经历让他收获了两项重要技能：一是熟悉各类枪支结构，二是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而此前作为汽车兵的经历，也让他对汽车了如指掌。那个年代的汽车，不像如今这般耐用，多是“老解放”这类车型，故障频发。
作为一名汽车兵，不仅要会开车，更要懂修车。因此，他的驾驶与维修技术都相当精湛。
1984年，服役三年的他复员转业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市首都汽车公司第三分公司，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在当年，这份工作可谓令人艳羡——不仅是正式编制，还需拥有北京户口才能担任。
1984年，能坐得起出租车的人寥寥无几。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出租车更像是一种门面，多用于涉外接待，车型也以进口的皇冠为主。
对于爱车的年轻人来说，别说开车，能摸上一把都难得。因此，鹿宪洲的这份工作，在当时堪称“金饭碗”。
正是在出租车圈子里，他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两人与他关系最铁：一个是同岁的黄民平，外号“大平”，虽是北京人，但祖籍湖南；另一个是年长他一岁的赵建国，地道的北京人。
三人既是同事，也是好友。
然而，出租车这个圈子在当时颇为复杂。据一些老司机回忆，九十年代的出租车司机常聚在一起喝酒赌钱、寻花问柳，甚至有人沾染毒品。
坑蒙拐骗、宰客欺客更是家常便饭。身处这样的环境，想要“出淤泥而不染”着实不易。
鹿宪洲也难免沾染恶习——他开始偷盗，而目标正是他最熟悉的汽车。一来他爱车，二来汽车在当时价值不菲，转手便能获利颇丰。
1991年2月，28岁的鹿宪洲与同伙在北京、天津两地接连盗窃三辆皇冠轿车。
四个月后，东窗事发。6月24日，他被警方逮捕。尽管技术娴熟，但毕竟经验不足，最终落入法网。
这一下案情就严重了——三辆皇冠轿车，即便放在今天也价值不菲，在当时更是数额巨大。
1992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险些就被执行枪决。
听到判决时，鹿宪洲惊出一身冷汗，暗自庆幸保住一命。然而，若要刑满释放，死缓改无期，无期再改有期，至少需要服刑19年。
那年他刚满三十，正值而立之年，岂甘心在狱中耗到年近半百？他不愿就此认命，一心想着“干大事”。
于是，越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然而谁都清楚，越狱难度极大，即便成功，也大多难逃追捕。除非外面有人能帮他隐藏身份、远走高飞——但若真有这等能耐，又何必等到越狱？
因此，只有那些重刑犯或死刑犯才会铤而走险。
不过，光有胆量还不够，更需要时机。而在鹿宪洲服刑期间，这样的机会竟真的出现了。
当时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对监狱的拨款仅维持在正常需求的60%到80%。为了节约开支，监狱不得不在各个环节精打细算。
就连高墙上的电网，原本24小时通电，也被调整为间歇供电——或隔天通电，或昼通夜断。如此一来，每天能省下十多个小时的电费。
这就像有些路灯隔一盏亮一盏，都是为了节省开支。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比如虚报用电量，中饱私囊。不过这只是猜测，具体内情不得而知。
总之，一切为了省钱，而省下的钱流向何处，便无人知晓了。
鹿宪洲所在的监狱，恰巧就采用了这种间歇供电的模式。按理说，这属于内部管理信息，不知怎的却被他知晓了。
得知电网并非全天通电，他心中一动——此前他一直以为那电网日夜带电，触之即亡，如今却看到了越狱的突破口。
若是电网始终通电，翻越高墙无异于自寻死路，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此外，服刑期间的劳动安排也为他提供了另一重条件。在监狱中，犯人并非整日闲坐，而是必须参加劳动。
这既是思想改造的途径，也是为了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以便出狱后能够谋生，同时也能为监狱创造经济效益，可谓一举三得。
鹿宪洲被分配到的劳动项目，是织毛衣。让一群大男人终日与毛线针打交道，这场景如今想来颇有几分荒诞。
坦白说，即便手艺再精，在那个年代，一个男性出狱后靠织毛衣维生，几乎难以为继。
当然，若在今日，或许另有一番可能——开个直播，打一张“刑满释放、自食其力”的悲情牌，说不定反而能吸引关注，成为网红。
但在当时，这条路显然走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