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月27日老三张显辉被抓的当天，老二张显明正与朴春子逛街。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告知他老三在哈尔滨被捕的消息，来电者身份不得而知。
张显明接完电话吓得魂飞魄散，急忙对朴春子说：不好了！我得躲起来，老三被警察抓了！
朴春子不解地问：老三被抓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跑什么？
他骗她说：不行啊，我以前在鸡西跟人打架被判了几年，现在是保外就医。监狱一直让我回去，要是知道老三出事牵连到我，肯定要来抓我回去的
实际上他担心的是1·18大案东窗事发。
藏匿起来后，他赶紧给老大打电话。
两人在电话里商议：这事暂时不用慌，咱们先稳住阵脚。老三是因为买枪和摇头丸被抓的，他肯定不会把运钞车的事说出来。再说了，买枪和毒品判得也不重――买和卖性质不同。等回头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花点钱把他弄出来。
张显明此前被判9年都能通过花钱办成保外就医，如今他们手头有200多万，更是财大气粗。
不行就多花点钱呗？
两人初步这样商定，并约定大年初九在火车站见面再研究细节。
再说警方这边。1·18大案发生后，警方立即展开侦破工作。其实这个案子破起来并没有太大难度，原因很简单――张显光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把手机掉在了现场！
就这一点而言，他们远不如孙海波团伙――孙海波连弹壳都捡走了，而张显光却把这么重要的物品遗落在作案现场，实在是太过大意。
张显光原本没有手机，但又觉得没有确实不便。按理说应该自己买一个，可他偏偏舍不得花钱。这人给李丹买貂皮大衣一掷万金，在歌舞厅挥金如土，却舍不得给自己买个手机。
2003年时，手机价格并不昂贵，只要不买高端机型，一两千就能买到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品牌，而且当时办卡还不需要实名制。
可他却像缺根筋似的：我就不买！
还振振有词：我坐三轮上酒吧，该省的省，该花的花。
于是女友李丹说：你在外做大生意，没个手机怎么行？这样吧，你用我的手机。
其实这个手机也不是李丹的，是她前男友的。但张显光毫不嫌弃：哎呀，这好东西啊，高科技，关键是不用花钱！
天天带在身上，爱不释手。
作案时他也带着这个手机，但不知怎的竟把它掉在了现场。警方将手机带回调查，开始追查机主信息。
经过调查，这部手机并非押款员或银行工作人员的物品。“会不会是案犯在慌乱中掉落的？还等什么，立即追查机主！”
很快，警方找到了李丹的前男友。
对方被抓后连声喊冤：“这手机我早就给李丹了，现在谁在用我真不知道。半年前李丹交了新男朋友就把我甩了，我们再没见过面。手机我也没要回来，想想就算了，自认倒霉。”
警方追问：“她新男友叫什么？是做什么的？”
他回答：“好像姓张，叫张小光什么的……具体干什么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在歌舞厅认识的。”
警方随即调取了该手机的通话记录，发现通话对象要么是李丹，要么是虎石台地区的几个Ic卡公用电话，往来极为频繁。
再加上此前被害的面包车司机张静阳，曾在1月18日路过虎石台时给朋友打过电话，提到自己在虎石台附近——随后便遇害。
这些线索让警方判断，虎石台极有可能是这伙人的藏匿地点。
如果此时直接前往李丹老家，张显光必定落网，整个团伙也将一网打尽。但专案组认为，这伙人很可能就藏在虎石台。“还等什么？立即实施抓捕！”
2003年2月6日，正月初六，七百多名警察包围了整个虎石台镇，开始挨家挨户排查。
每个居民都要接受身份核实，同时警方广泛征集线索。
此次行动的总指挥是杨加林，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以破获沈阳“三八大案”和抓捕刘涌等要犯而闻名，令各路匪徒闻风丧胆。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天就获得一条重要线索：多名居民反映，饭店女老板朴春子的男友张春明身份可疑、行踪诡秘，各方面都十分可疑。由于多人同时指证，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但朴春子春节期间并未营业，饭店关门，也不知去向，其男友也消失无踪。由于无法确定其嫌疑程度，警方决定暂不采取大规模行动。
转机出现在2月8日凌晨1点。朴春子的一位亲戚向警方反映：“刚才春子给我打电话，听起来喝多了，在电话里哭个不停。”
警方判断她很可能已经回到店里，其实当时警方并未在店内布控，原本并未将其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警方立即赶往冷面店，在后屋卧室将正在酣睡的朴春子抓获。审讯时警方施压：“你男朋友张春明在哪？快说！告诉你，他出大事了！前些日子的运钞车案子就是他干的！你痛快交代，别跟着摊事！”
其实此时尚未确认是张显明所为，这只是审讯策略。
朴春子酒意未醒，含糊其辞：“我不知道他去哪了，前几天我们就分手了。”
“他是干什么的？”
“以前开武馆，别的我不知道。”始终问不出实质内容。
警方分析，朴春子大过年独自喝醉痛哭不合常理，很可能与张春明在一起喝酒。于是追问：“今晚你在哪喝的酒？”
这下她不得不交代：“在一个朋友家喝的。”
“朋友叫什么？住哪？快说！”
“叫郑中立，住在新城子区尹家巷永丰村。”
获得这一线索后，一队警力立即出动。由于不确定张显明是否在场，警方潜入村庄时格外小心。但村里的狗发现了他们，此起彼伏的吠声响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