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连
倭寇吠天吞亚东
江南学子流云梦
闻鸡弦诵懋勉日
留将几许写黔东
我是1939届国立三中高中部毕业生。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在银行工作了36年。
国立三中是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由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460多所高初中学校的流亡学生集合组建而成的，有学生2000多人。当时条件很简陋，没有校舍，就借用旅部、车公馆、文庙、文坛、江西会馆、黄家祠堂等旧建筑为校舍。生活也十分艰苦。教师、学生多来自被日本军队占领的沦陷区，和家里已断绝了联系，生活全靠政府发给的贷金维持。那时还没有电灯，晚上自修时，点的是桐籽油灯，光亮很小且黑烟熏人、实在难受。由于交通困难，教育经费又少；没有足够的教科书籍，学生只有靠上课时留心听讲，做好笔记来进行自修复习。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国立三中在抗战8年中，却培养出大批有用人才，学生遍布海内外，办学成绩是极不寻常的。
国立三中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呢？根据我个人的体验，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有大批很好的教师，这是最基本的原因。国立三中的教师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市的中学。包括在抗日战争前，全国有五大名牌省立中学，它们分别是上海中学、杭州中学、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和常州中学。教师自身的修养很蒂深，知识渊博，教授方法各有专长。我记得如胡雨安、邬师秋、刁泰芬、封开基、端木和老师，他们都曾在大学里教过课，具有很丰富的教学经验。要育人，必先育师。所以师资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
第二，是学校有优良的校风。国立三中校歌歌词中有这样两句话：“仁实勇毅垂为校训，朴茂彪横导之学风”。意思就是：教师要有十分严肃、认真、负责考核的教学态度，不及格就是不及格，该重读就得重读，谁也不能例外。教师与教师间，从未有过任何矛盾，大家都以提高教育质量，教好学生作为天职。
学生都要有一个非常浓厚的读书风气。管教严格，则用志不纷。学生都来自沦陷区，家破人散，报国心切，各有抱负，努力学习，自励精神十分顽强，这是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和形势逼成的。学生和学生间，都以学习优良为荣，相互探讨，相互交流，亲若兄弟，互爱互助，蔚然成风。
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贯彻集体领导。校务委员成员，都是各名牌中学校长，办学经验丰富，豁达融洽，团结奋进，为学校领导核心。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国立三中的学生多来自五大名牌中学，学生课业基础好，在三中学习一年、两年就毕业了。据当时教育部统计长王万钟说：国立三中前三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全国各大学的录取人数占报考人数比例，多达95%，少至80%，足以映显教学成果。
第三，是师生间亲密的关系。国立三中教职员都把学生看成是自己的儿女，亲若骨肉。而学生把老师敬若父母，亲密无间。我在高中部只读了一年半就毕业了，在西南联大蹲上4年，但是，这一年半的情感远胜于4年。因为在三中时，我们衣、食、住、行、乐都在一起。老师为学生操心尽意，照顾食宿，视如再造父母，有如在家里一样的温暖，周校长就是我的家长。我记忆起两件事：铜仁是黔东的一个小县，卫生条件很差，臭虫跳蚤很多，使学生不能安眠，影响学习。当时没有杀虫剂，学校只好用烧开水沸煮整只木床的土办法来消减虫害，让学生睡好。另一件是：乡村师范部有个毕业生名叫毛香基，分配到一个名叫坝盘的乡村去工作，那里环境恶劣，虫害很凶，毛香基工作繁重，身染虐疾，无药医治，周校长闻讯后，即派专人送去特效药治好她的疾病（奎宁药片在抗战时甚见缺）。以上两种事可以说明三中师生间的亲密情分，胜似小兄妹真情。
铜仁是我的第二故乡，50周年校庆时，我来铜仁参加庆典，铜仁经济是有很大发展的。铜仁资源丰富，人勤志坚，在目前大好形势下，望乘加快改革、开放、开发之东风，从打好基础做起，快马加鞭，60周年校庆时，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崭新的铜仁。
李斯连，男，浙江湖州市人。1939年毕业于国立三中高中部。在银行界工作30余年。1979年在上海市人民银行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