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卡在最后一帧时，法庭里的空气像被抽干了。投影仪的光束还打在幕布上，定格的画面里，铁笼里的人蜷缩着，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手腕上的铁链勒出深深的血痕——那是1943年哈尔滨平房区的“实验场”，赵佳贝怡在遗址照片里见过无数次，却每次看都像被冰锥扎心。
战犯席上那个总是喜欢用手帕擦拭额头汗水的将军，此刻双手僵硬地停留在半空中，那块白色的手帕也失去了原有的洁白，它的一角无力地下垂着，上面已经浸透了深颜色的汗水痕迹。
这位名叫松井次郎的将军，其残忍行径被详细记录在了清水百合的笔记本中：他最为拿手的便是利用活生生的人来检验毒药的毒性强度，并会将这些惨无人道的行为以一种极其严谨、甚至可以说是近乎病态般工整规范的字体记载于报告之中，仿佛那些无辜生命只是供他随意摆弄的工具而已。
其中一份报告中的字句更是让人毛骨悚然：实验体对毒物产生了强烈的不良反应，但这却使得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收集相关的数据资料。 如此冷酷无情且充满变态意味的文字描述，实在是让人感到无比恶心和愤慨！
就在这时，坐在一旁的另一名战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只见那名戴着圆形框架眼镜的男子突然间弯腰蹲下身子，同时口中传出一阵极力克制的呕吐声音。
由于身体过度前倾，他鼻梁上架设的眼镜也随之滑落至鼻尖处，从而暴露出一双布满鲜红血丝的眼睛。赵佳贝怡一眼便认出了此人正是木村英二，一个臭名昭着的日本 731 部队首席研究员。
想当年，就是这个恶魔亲自给年仅三岁大的孩子们注射过致命的鼠疫病菌，而事后他竟然毫无愧疚之心地在工作日志中写道：年幼的儿童通常免疫力较弱，因此这样的实验往往能取得更为明显的成效。
反对! 一声怒吼如同惊雷般炸响，震得在场所有人都不禁浑身一颤。只见一名身着银灰色西装的日本律师霍然站起，双手用力地拍打在面前的桌子上，发出清脆而响亮的声响。
由于这突如其来的动作过于猛烈，导致他原本整齐系好的领带也被甩到了一旁，显得有些狼狈不堪；与此同时，他那洁白的袖口处还沾染着几滴尚未干透的咖啡污渍，此刻更是格外引人注目。
这名律师的嗓音尖锐刺耳，仿佛用指甲去刮擦一块光滑的玻璃一般，让人听后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但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掩盖住其话语末尾微微颤抖的音调。
赵佳贝怡冷静地将目光投向对方，不经意间瞥见了他脚边敞开着口子的公文包。那个公文包的拉链并未完全合拢，从缝隙之中隐约可以看到一叠厚厚的文件纸张，上面赫然标注着辩护材料几个大字。
然而，当视线进一步下移时，她却惊讶地发现那些纸张的边角部位竟然印有一行极小且不易察觉的字样：军部特供。
这个特殊的标识对于赵佳贝怡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她曾经在当地的历史档案馆里亲眼目睹过与之相同的版本——毫无疑问，这些所谓的辩护材料实际上就是当年侵华日军专门用于销毁自身犯罪证据、试图给自己洗脱罪名的洗白手册!
赵佳贝怡没接话，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牛皮文件夹，金属搭扣“咔嗒”一声弹开，惊得那律师哆嗦了一下。
她抽出一沓照片，指尖在上面顿了顿，递给法警时，指腹蹭过第三张照片的边缘——那是她去年在平房区遗址拍的，操作台锈得发绿，侧面刻着的“b-17”编号却清晰可辨。
“这是东北平房区731遗址的现场照片。”她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开，平得像结了冰的河面，“第三张照片里的操作台，编号是‘b-17’，影像里第三分零二秒，手术台侧面刻着同样的编号。”
法警把照片传给法官席，又绕到被告席。松井次郎扫了一眼，突然像被抽走了骨头，瘫在椅子上，帕子从手里滑落到地上，露出手腕上块歪歪扭扭的刺青——是当年部队的番号，和影像里研究员臂章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木村英二盯着照片里的操作台，喉结上下滚动，突然抓起面前的水杯砸在地上，玻璃碎片溅到法警的鞋上，他却像没看见，只是死死瞪着赵佳贝怡，眼里的疯狂像要吃人。
“还有这个。”赵佳贝怡又拿出个小本子，纸页脆得像枯叶，边缘卷着毛边——这是去年在遗址墙角的砖缝里抠出来的，被雨水泡得半烂，却勉强能看清字迹。
她翻开第17页，用指尖点了点其中一行：“1943年5月12日，领取‘低温实验专用温度计’十二支，规格：-50c至10c，领用人：木村英二。”
她抬眼看向那个戴圆框眼镜的战犯，声音里没带一丝情绪，“影像里第12分38秒，研究员手里的温度计，刻度范围与记录完全一致。”
木村英二的脸“唰”地白了，比他衬衫的领子还白。他突然想起什么，手忙脚乱地去摸口袋，掏出个皱巴巴的小本子——赵佳贝怡认得，那是他当年的实验日志，上次在东京档案馆查资料时见过复印件，其中一页赫然写着“5月12日，温度计用于‘冷冻耐受度测试’，实验体编号37号，死亡时间14点27分”。
此刻，他的指甲深深掐进纸页，把“死亡时间”四个字抠得发毛。
律师还在嚷嚷“没有直接证据”，唾沫星子溅到前排旁听者的肩膀上。赵佳贝怡没理，从文件夹底层抽出个透明密封袋，里面装着一小撮绿色粉末，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光。
“这是从731遗址的碎玻璃罐里提取的残留物。”她把密封袋递给法警，“影像第17分49秒，研究员往培养皿里加的绿色液体，是731特有的炭疽菌培养液，加了孔雀绿染色剂。
这种配方，只有石井四郎的核心团队掌握，清水百合的笔记第68页有详细配比——”她顿了顿，目光扫过被告席上那些低垂的头，“我们在残留物里检测到了相同的成分，误差率低于0.1%。”
法庭里静得能听见钢笔划过纸页的“沙沙”声。
有个穿旗袍的中国女人突然捂住嘴，发出压抑的呜咽——赵佳贝怡认得她，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周奶奶，昨天在休息室，老人攥着她的手说：“妹子，我男人就是被他们用炭疽菌害死的，死的时候浑身烂得不成样，到死都睁着眼。”
老人的手背上满是老年斑，却死死抓着赵佳贝怡的手腕，力气大得像铁钳。
“这些不是什么‘科学实验’，是有计划的屠杀。”赵佳贝怡的声音低了些，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颤。
她想起去年冬天在太行山里遇到的那个老婆婆，老人盘腿坐在炕上，怀里抱着个掉漆的木匣子，里面装着她儿子的遗物——一件被血浸透的棉袄，布纹里还能看出弹孔的形状。
“1942年腊月，河北涞源的陈家村，”她缓缓开口，每个字都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日军空投了带鼠疫菌的跳蚤，全村一百二十七口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八个。”
旁听席上传来抽气声。赵佳贝怡的指尖在桌子上轻轻敲着，节奏和当年抢救伤员时的心跳一样：“老婆婆的儿子是村医，为了照顾病人，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自己也倒了。
我去的时候，老人正给木匣子缝布套，说‘天冷了，给他加件衣裳’。她孙子，那个才三岁的娃，就死在她怀里，小手还攥着块冻硬的窝头，嘴角沾着点麦麸——和影像里铁笼里那个孩子，攥着半截油条的样子，一模一样。”
木村英二突然爆发出一阵怪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手指着赵佳贝怡：“证据！你们有什么证据？不过是些老掉牙的故事！是你们编造的！”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赵佳贝怡拿出了个小小的铁皮盒，打开时“哐当”一声，里面是几枚锈迹斑斑的金属牌。
“这是从实验体遗骸上找到的身份牌。”赵佳贝怡拿起其中一枚，上面的字迹被腐蚀得模糊，却能认出“王”字的轮廓，“这位王姓村民，是陈家村的木匠，影像里第二十七分十五秒，被强行拖进实验室的男人，胸前挂着的，就是同款身份牌。
他女儿现在还活着，住在石家庄，去年我去采访她时，她还能说出父亲被抓走那天，穿的是蓝色粗布褂子——影像里的人，穿的正是同款。”
法警把身份牌递给被告席，松井次郎的手抖得像筛糠，碰都不敢碰。
那个银灰色西装的律师还想说话，却被法官冷冷打断：“被告律师，请注意法庭秩序。”法官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桌角放着本厚厚的卷宗，封面印着“国际检察局绝密”，赵佳贝怡知道，里面是盟军在东京湾缴获的日军内部文件，详细记录了731部队的“成果汇报”。
作证持续了整整一天。窗外的太阳从东边爬到西边，把法庭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条拖在地上的血痕。当赵佳贝怡说出“我的证词完毕”时，整个法庭静得能听见钢笔落地的声响。
几秒钟后，旁听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喊“正义”，有人哭着喊“杀人偿命”。周奶奶颤巍巍地站起来，朝着赵佳贝怡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眼泪砸在地板上，洇出小小的湿痕。
赵佳贝怡微微鞠躬，转身走下证人席。腿麻得像灌了铅，是站得太久了。她经过被告席时，石井四郎的儿子突然抬起头，眼里布满血丝，死死盯着她，像头濒死的野兽。
赵佳贝怡没回头，挺直脊背往外走。阳光从走廊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道光带，像铺往回家的路。
走出法庭时，晚风带着点海腥味，吹得人清醒。赵佳贝怡抬头看了看天，星星已经冒出来了，稀稀拉拉的，却亮得很。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麻明福发来的短信：“村口老槐树开花了，小石头编了个花环，天天举着在路口等你。”她笑了笑，脚步轻快了些——该收拾行李了。
这场无声的证词，终究在历史的长卷上，刻下了深深的一笔。不是因为她有多勇敢，是因为真相本身，就有着穿石裂金的力量。那些被抹去的名字，被践踏的尊严，被撕碎的生命，终会借着这样的声音，在时光里永远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