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聿在政策研究室的季度简报里，看到 “云岭县生态文化产业项目审批存疑” 的字样时，手里的钢笔顿了一下，墨水滴在纸页上，晕开一小片黑。
他立刻让秘书调取了项目的补充材料 —— 这是沈清姿去年就开始筹备的重点项目，要把彝族古村落保护、有机茶园体验和民族手作工坊整合起来，建成 “生态文化综合体”，投产后能带动周边三个乡镇的老乡就业，是云岭 “生态转产业” 的关键一步。
材料里写得很清楚，卡壳的原因是评审部门对 “古村落商业化与保护的平衡” 有争议，几位专家认为项目 “开发力度可能破坏原生态”，审批流程暂时搁置。
周聿靠在椅背上，指尖无意识地敲击桌面。
放在以前，他或许会直接拨通评审部门负责人的电话，以 “政策衔接” 的名义了解情况，甚至隐晦地提及项目的民生价值。可现在，秦浩的话和深夜的自省在脑海里盘旋 ——“别用你的权力越界，她要的是公平，不是特殊待遇”。
他拿起手机，翻到那个早已拉黑的号码，又默默放下。
不行，不能直接干预，那会再次触碰她的禁忌，让她觉得自己还是在 “被庇护”，是对她能力的不信任。
思考了整整一个下午，他终于想起一个人 —— 中科院的李院士。
李院士是生态保护领域的权威，德高望重，既懂学术，又了解基层实际，还跟评审部门的专家委员会私交甚笃。更重要的是，李院士向来只认 “项目价值”，不看 “人情关系”，用学术讨论的方式请教，不会显得刻意。
周聿没有通过官方渠道预约，而是亲自带着两本刚出版的《生态保护案例集》，去了李院士的书房。
书房里堆满了书籍和手稿，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李院士戴着老花镜，正在批改学生的论文，见他来，笑着招手：“周司长倒是稀客，今天不是来跟我聊气候谈判的？”
“这次是来请教您专业问题的。” 周聿递过案例集，态度谦逊，“最近看到一个基层生态项目的案例，有些争议点想跟您探讨。”
他没有提 “云岭县”，也没说 “沈清姿”，只把项目的核心内容拆成 “案例”：
“有个山区县，想把百年古村落、有机农业和民族手工艺结合，搞生态旅游。评审时，专家担心商业化会破坏古村落的原真性，您觉得这种项目该怎么平衡保护与开发？”
他特意强调了案例的细节：“村里有 60 多户老人，靠手作竹编为生，项目要建手作工坊，既保留手艺，又能让游客体验，还承诺拿出 20% 的收益用于古村落修缮。”
这些细节，都是他从云岭的项目材料里摘出来的，也是沈清姿最看重的 “民生落点”。
李院士放下笔，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你说的这个案例，核心不在‘开发’，而在‘利益分配’和‘保护机制’。”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乡村生态保护手册》，翻到某一页：“古村落怕的不是商业化，是无序商业化。如果能明确‘哪些不能动’—— 比如古建筑结构、传统民俗仪式；‘哪些可以活’—— 比如手作、饮食、节庆体验，再把收益反哺到保护上，就是好项目。”
周聿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可现在有专家觉得‘体验项目会打扰村民生活’，您觉得该怎么协调？”
“去问村民啊！” 李院士笑了，“基层项目的根在老乡，他们愿意，项目就有生命力；他们不愿意，再完美的规划也是空中楼阁。如果项目能让老乡增收，还能保住老祖宗的东西，他们比谁都支持。”
周聿适时地补充：“据我了解，这个案例里的村民，已经开了五次座谈会，都同意项目方案，还主动提出要成立‘保护监督队’。”
“那这个项目就有价值。” 李院士放下书，语气肯定，“现在有些评审，太看重‘理论完美’，忽略了基层实际。这样，下次专家委员会开会，我把这个案例拿出来说说，从‘民生效益’和‘保护机制’的角度，跟他们聊聊。”
周聿连忙摆手：“您别误会，我不是来为案例说情的，就是单纯请教。”
“我知道。” 李院士看透了他的心思，笑着说，“我是觉得这个案例有代表性，值得拿出来讨论，能给其他基层项目做参考。”
离开李院士家时，夕阳正斜挂在天边。
周聿没有立刻回单位，而是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风里带着初秋的凉意，他却觉得心里暖暖的 —— 这一次，他没有用权力，没有越界，只是用专业的方式，把项目的真实价值传递出去，既帮了她，又没伤及她的尊严。
半个月后，周聿在与云岭李副县长的线上交流中，对方不经意提了一句：“我们那个生态文化项目，评审有转机了，有位老专家在会上肯定了项目的保护机制，接下来就能推进了。”
周聿握着鼠标的手顿了顿，声音尽量平静：“那挺好，项目落地了能带动不少老乡。”
挂掉视频，他看着电脑屏幕上云岭的地图，嘴角不自觉地弯了弯。
没有邀功，没有让她知道，甚至没有任何 “我帮了你” 的暗示。
但他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找对了靠近她的方式 —— 不是站在她前面替她挡风，而是站在她身边，用不越界的方式，为她的努力添一点微光。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周聿打开那个名为 “自省” 的文档，在最后加了一行字：“尊重她的战场，比保护她的安全更重要。”
这行字的后面，他画了一个小小的太阳，像极了此刻心里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