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的一天，何秀芹正在自家院里晾晒蘑菇，一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男子突然来访。那人自称胡文斌，说是何大炮老朋友的儿。
“我爹早死了。”何秀芹回忆道，“那人说起许多往事。他说他爹胡老栓早年和我爹在一个绺子里混过，两人是过命的交情。”
何秀芹确实听父亲提起过胡老栓这个名字。那是何大炮年轻时的结拜兄弟，两人一起扛过木头，一起打过狼，甚至一起干过土匪。后来胡老栓举家南迁，两人就失去了联系。
“胡文斌说，他爹临终前还念叨着我爹，说两家人曾经订过娃娃亲……”何秀芹说到这里，声音低了下去，“他说这次来，一是替父亲看看老友，二是想在我们这边做点小生意。”
王团长打断她：“你就这么相信他了？”
何秀芹苦笑：“他说的那些往事，细节都对得上。而且他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还带了不少礼物，我……我就信了。”
此后，胡文斌偶尔会来何家做客，每次都带些稀罕物件，有时是的确良布料，有时是上海产的糖果，甚至还为何秀芹带来一块精致的手表。这些在当时的东北农村都是难得一见的稀罕物。
“他每次来都打听屯里的情况，特别是知青们的事。”何秀芹懊悔地说，“我当时还以为他是关心年轻人……”
转折点发生在正月初五。那天胡文斌带着一个男孩突然匆忙来到何家，说自己在黑河惹了麻烦，需要暂避风头。
“他说是和当地的一些二流子起了冲突，对方要找他麻烦。”何秀芹说，“我看他惊慌失措的样子，就让他留下了。”
后来那个男孩说起是和我干弟和姓林的知青是战友，但他们中间有矛盾。
“我最恨的是……”何秀芹突然激动起来，“熊子是我干弟弟啊！还有那个林墨，把我男人送进了局子……”
“他们说有办法让知青们倒霉，特别是林墨和熊子……我一时鬼迷心窍，就……”
审讯的军官严厉地看着她：“所以你就明知他们是敌特，还提供藏身之所？甚至协助？”
何秀芹痛哭失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就是气不过姓熊的姓林的……就稀里糊涂地越陷越深……”
审讯室旁边的房子里，旁听审讯的林墨和熊哥相视无言。
真相大白后，何秀芹因包庇敌特分子、协助犯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北国的春天来得总是迟些。
靠山屯依旧银装素裹，只是那积雪在午后的阳光下渐渐松软，露出底下沉睡了一冬的黑土地。
知青点的院子里静悄悄的。自打熊哥搬去何大炮家，王娟和孙志海又去了兵团的知青排，偌大的知青点就只剩下李卫红和张建军两人。一男一女，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子久了，难免生出些不一样的情愫。
那些共同度过的日子里，两人一起上工刨粪积肥，一起下工生火做饭。张建军力气大，总是抢着干重活；李卫红心思细，把两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夜晚，他们常常围坐在火炉旁，李卫红织着毛衣，张建军看着毛主席语录，偶尔相视一笑，温暖便在小小的宿舍里流淌。
只是这层窗户纸还没捅破，就发生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敌特事件。张建军宁死不屈，险些葬身冰天雪地。
消息传回靠山屯时，李卫红正在灶前熬粥。听到张建军遇险的消息，她手中的勺子“咣当”一声掉进锅里，滚烫的粥溅了一身都浑然不觉。
“建军……建军他怎么样了？”她抓住前来报信的会计，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
当得知张建军已经被救下，正在黑河医院治疗时，李卫红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哭成了泪人。那一刻，她才明白自己对那个沉默寡言的北京小伙子，早已不是简单的革命情谊。
三天后，一辆吉普车颠簸在通往黑河的公路上。林墨专注地握着方向盘，熊哥坐在副驾驶座上。后排挤着老队长、会计和李卫红。姑娘眼睛红肿，一路上紧紧抱着一个布包，里面是她连夜为张建军做的葱油饼和一双新织的毛袜。
“卫红，别太担心。”会计安慰道，“建军那小子命硬，肯定能挺过来。”
李卫红咬着嘴唇点头，目光始终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白桦林。
黑河地区医院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息。走廊上来往的都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在护士的指引下，五人找到了张建军的病房。
推开房门，只见张建军躺在靠窗的病床上，双眼紧闭，脸上毫无血色。他的双手和双脚都裹着厚厚的纱布，露出的皮肤上还能看到紫黑色的冻伤痕迹。
“建军！”李卫红忍不住惊呼一声，扑到床前，眼泪又涌了出来。
张建军缓缓睁开眼睛，看到来人，虚弱地笑了笑：“你们……怎么都来了……”
老队长上前握住他没受伤的手臂：“好小子，给咱靠山屯长脸了！全屯都为你骄傲呢！”
张建军勉强笑了笑，目光却始终没离开李卫红：“没事，我这不是挺好的嘛……”
这时，主治医生刘大夫走进病房。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黑框眼镜，一脸严肃。
“你们是病人的家属？”刘大夫问道。
老队长连忙回答：“我们是靠山屯生产队的，这是我们的知青，都是他的亲人！”
刘大夫点点头，面色凝重：“情况不太乐观。张建军同志的冻伤程度很严重，尤其是双手和双脚，已经伤及肌肉和组织。我们虽然保住了他的肢体，但以后恐怕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