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庄票监理衙门的花厅，紫砂壶在炭炉上腾着细雾。
沈逸风坐在主位，指尖摩挲着茶盏的青釉纹路——这是巡抚大人特意吩咐备的“雨前龙井”，茶烟裹着豆香，绕着墙上“金融卫士”的鎏金匾额打旋。
“沈先生，”巡抚大人放下茶盏，官服上的补子绣着麒麟，眉间的川字纹比上次更深，“日本人最近在东北推‘满洲国币’，哈尔滨的粮栈、长春的煤矿，都开始收他们的伪币了。”
沈逸风的动作顿了顿。
他想起上周南京商会送来的密报，说东北的商号收到“满洲国币”，兑换时被日伪军强压汇率，百姓的血汗钱一夜之间缩水三成。
“更糟的在后头。”
巡抚大人从袖中掏出封火漆密信，推到沈逸风面前。
信封上印着“两江总督府”的朱印，拆开后，里面是一张拍立得照片——上海法租界的街角，“大和钱庄”的招牌挂着红布，门口站着穿西装的日本人，正往黄包车上搬银元箱。
“高桥正雄开的。”巡抚大人压低声音，“专门给关东军运银元。他们用伪币换咱们的粮食、棉花、钢铁，再把银元换成军火——这是在挖咱们的国家钱袋子！”
沈逸风捏着照片，指腹蹭过“大和钱庄”的匾额。
照片里的日本人戴着礼帽，嘴角挂着笑，像极了当年恒赉钱庄的张瘦竹。
但这次的敌人，不再只是上海的青帮、南京的奸商，是裹着“大和”外衣的、要把整个中国的金融命脉拽进深渊的毒蛇。
“巡抚大人，”他抬头，眼神里没有了从前面对商号时的温和，多了份沉得像铁的决断，“监理衙门不是管商路纠纷的，是要守国家的金融防线。”
巡抚大人点头，从怀里掏出份委任状：“所以我请旨，升你为‘江南金融监理使’，辖苏皖沪三省庄票、银元、外汇——所有跟‘钱’有关的，都归你管。”
师爷捧着茶盘进来，偷偷竖起大拇指。
沈逸风接过委任状，纸角的朱砂印还带着温度。
他望着窗外的秦淮河，画舫飘来琵琶声，曲调哀婉却带着股子韧劲——像极了周伯庸当年唱的昆曲。
“我答应。”他说，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厚重，“但不是守‘钱’，是守‘人’。守那些种粮的农民，守那些织布的工人，守那些不想被伪币坑害的普通人。”
巡抚大人笑了，端起茶盏跟他碰了碰：“我就知道，你跟那些只会算银钱的账房先生不一样。”
深夜，沈逸风坐在监理衙门的书房里。
桌上摊着“大和钱庄”的照片，还有南京商会寄来的东北伪币样本。
他用放大镜照着伪币的图案——正面是“满洲国”的国徽，背面刻着“株式会社满铁”的字样，和当年恒赉的假票一样，都是抄袭正规货币的皮毛，却藏着蚀骨的毒。
阿福端着茶进来，看见桌上的照片，皱着眉头：“这些人，比裕丰的老板还坏！”
“更坏。”沈逸风把照片收进抽屉，“他们不是要赚银钱，是要吞了咱们的国家。”
他走到窗前，望着天上的月亮。
十年前，他在福源的账房里，为了一张假票熬夜；五年前，他在南京的裕丰金库，发现了恒赉的余党；现在，他要面对的，是裹着“大和”外衣的、要把中国金融命脉掏空的敌人。
但没关系。
他想起周伯庸的话：“金融的战场，从来不是算盘的较量，是人心的较量。”
现在，他要守的，是人心背后的、国家的钱袋子。
第二天清晨，沈逸风带着阿福去了法租界。
“大和钱庄”的招牌还挂着，红布在风里飘。
他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望着里面的日本人进进出出，手里攥着巡抚大人给的密令——查“大和钱庄”的银元来源，盯死他们的运银路线。
阿福凑过来，小声问：“东家，我们要进去吗？”
沈逸风摇头，从怀里掏出个笔记本：“不用。先记下他们的进出时间，还有搬银元的黄包车车牌号。”
他摸了摸笔记本的封面——是周伯庸当年送他的，封皮上刻着“徐同布庄”的字样。
风里传来“大和钱庄”的门铃声，夹杂着日本人的笑声。
沈逸风望着远处的黄浦江，江面上有轮船的汽笛声传来。
他知道，接下来的仗，不是在钱庄的账房里，不是在南京的商会里，是在法租界的街角，在东北的粮栈，在每一个藏着伪币的地方。
但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
他有巡抚的信任，有阿福的陪伴，有周伯庸的遗志，还有——
一颗守了十年的、不肯输的、要守国家钱袋子的心。
傍晚，沈逸风回到监理衙门。
书桌上多了份电报——是南京商会发来的，说“大和钱庄”的银元，是从日本横滨运来的，装在标着“棉纱”的货柜里。
他捏着电报，指尖泛白。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金融诈骗，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用伪币换战略物资，支撑日本的侵华战争。
他走到墙上的“金融卫士”匾额前，伸手摸了摸那几个鎏金大字。
周伯庸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金融的战场，从来不是算盘的较量，是人心的较量。”
现在，他要守的，是人心，是国家，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被伪币坑害，不被敌人掠夺的底线。
窗外的秦淮河，画舫的灯火渐次熄灭。
沈逸风坐在书桌前，翻开笔记本，在“大和钱庄”的名字下，写下了四个字：
“务必摧毁。”
这四个字，不是口号，是承诺。
是对周伯庸的承诺，对南京商号的承诺，对所有不想被敌人吞掉的普通人的承诺。
而他的战场，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