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十五年（918年）初夏，润州（今镇江）城西的徐温私人府邸外数十丈远的周边店铺和宅院，陆续住进了众多商队人员。随后，十几家杂货铺、布庄、酒庄、纸铺、茶铺、糖铺悄然开业。无人知晓，这些店铺的伙计，实为钟鹏举从侦察搜索营精心挑选的百十名精锐之士，由其堂弟钟豪率领。他们身负“炸毁徐温府邸、刺杀杨吴权臣”的密令，已在此潜伏两个月。每晚夜深人静时，他们便用镐锹在地下一寸寸掘进。一场针对杨吴权力核心的突袭，即将在某日黄昏城门关闭前上演（城门打开时方便撤退）。
钟鹏举侦察营计划奇袭徐温润州府邸时，润州（今江苏镇江）已是徐温掌控杨吴政权的“权力副中心”。这座临江负山的城池，不仅是徐温抵御吴越、遥控吴首都广陵府（今扬州）的军事重镇，更藏着他“府衙与宅邸分置却紧密联动”的权力布局——既符合当代藩镇的治理传统，又暗合他“遥控朝政、安全优先”的权谋需求。
在（杨）吴疆域中，润州的战略价值堪称“江东咽喉”，这也是徐温将其选为大本营的核心原因。从地理格局看，润州地处长江下游南岸，东接常州（918年徐温刚在此大胜吴越），西连升州（今南京），北隔长江与首府广陵（今扬州）相望，既是长江航运的重要码头，又是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节点——这种“江运+河运”的双重优势，让润州成为（杨）吴的“物资转运枢纽”和”财税基地”，徐温在此囤积粮草、军械，可快速通过水路调往周边战场，918年常州之战的后勤补给，便多经润州转运。
从军事防御看，润州城背靠北固山，前临长江，城墙以夯土混合砖石砌筑，设有三座水门、四座陆门，其中“西津门”直通长江码头，可停泊战船，成为徐温抵御吴越的“江防要塞”。早在天复三年（903年），徐温便曾率军收复被叛军安仁义占据的润州，深知此城“易守难攻”的特点。
918年前，他在此驻扎了杨吴最精锐的“黑云长剑都”（约一万人）和“长枪效节都”（约二万人），并在城西设练兵场，城北北固山设烽火台，形成“城-江-山”三位一体的防御体系——这种军事部署，让润州成为徐温对抗吴越、制衡吴王居住的首府广陵的“铁盾”，也解释了为何他早前将亲大儿子徐知训派往广陵把控朝政，自己却留居润州：既远离广陵的政治漩涡，又能通过润州的军事力量遥控全局。
此外，润州的行政地位也随徐温的经营不断提升。润州为浙西道治所，设镇海军节度使；907年徐温拒不承认（后）梁正统，将镇海军节度使府升级为“大都督府”并自领“大都督”，赋予其“总领浙西六州军政”的权限。到918年，润州已成为杨吴除广陵外的第二大行政中心，徐温在此任命亲信担任“润州司马”“都虞候”等职，掌控民政与军务，形成“润州决策、广陵执行”的权力模式——这种布局，让润州成为徐温“挟吴王以令诸侯”的坚实后盾。
结合润州城布局与徐温的权力需求，其办公府衙与宅邸并未合二为一，而是分置于城西的“大都督府”与“徐氏私宅”，两处相距约一里（约500米），既保证办公效率，又兼顾安全与隐私。
徐温的办公场所是润州城内的“镇海军大都督府”，其前身为前代镇海军节度使府，经徐温扩建后，成为一座占地约十五亩的建筑群，包含“正厅”“议事堂”“军械库”“文卷库”等区域，是徐温处理军政要务的核心场所。昨日徐温在常州大捷后，其核心幕僚接信后于大都督府正厅召诸将议劝进事，可见此处是他召集亲信、制定战略的办公重地。
从功能布局看，大都督府的设计凸显“军政合一”的特点：正厅用于举行大型朝会、发布政令，议事堂则供徐温与严可求、骆知祥等谋士密谈，军械库储存着润州守军的兵器甲胄，文卷库则存放着浙西六州的户籍、赋税文书——这些功能分区，决定了大都督府必须位于交通便利、便于卫兵值守的区域，因此选址在城西驿道旁，既方便各地官员前来汇报，又能快速调动附近的驻军（驿道旁设有“润州卫营”，驻兵两千人）。
值得注意的是，大都督府的守卫极为森严：府门两侧设两座箭楼，正门由“黑云长剑都”的精锐卫兵值守，进出需出示“鱼符”，府内还设有“暗哨”，监视往来人员——这种严密的安保措施，既是为了保护徐温的安全，也是为了防止军政机密泄露，毕竟918年徐温正谋划“劝进吴王称帝”，大都督府内的每一次议事，都关乎杨吴政权的未来走向。
与大都督府的“公开性”不同，徐温的私人宅邸是他日常生活与隐秘谋划的场所，即钟鹏举侦察营奇袭的目标。根据侦察营摸清的布局，这座宅邸占地约十亩，正门朝东，西侧紧邻窄巷，后院有水井，墙体以夯土为主，地基埋深不足三尺——这种布局既符合五代时期权贵宅邸“前堂后寝”的规制，又带有“隐蔽性”特点：窄巷可作为紧急撤离通道，夯土墙体虽不如砖石坚固，但便于内部改造（如设置暗室），后院水井则保证了宅邸的用水安全。
宅邸内的功能分区清晰：前院设“会客厅”，用于接待非军政类的宾客（如地方乡绅、文人）；中院为“主院”，包含徐温的书房、卧室，以及家人的居住区域，918年徐温与谋士商议对付钟鹏举和接见死士组织首领时，便常在此处书房进行——这也是钟鹏举侦察营一开始选择爆破书房的原因：此处是徐温处理隐秘事务的核心，炸毁书房既能置徐温于死地，又能暴露徐温的政治野心。后院则设“花园”、“马厩”和“仆役房”，马厩内常备五匹快马，供徐温紧急出行使用，花园内还设有“暗门”，可直通西侧窄巷，便于在危急时刻撤离。
从安保角度看，宅邸的守卫虽不如大都督府严密，但也有专人值守：正门、侧门和后门由徐温的贴身护卫（约三百人）看守，后院与窄巷交界处设暗哨，宅邸四周还布置了“绊马索”“警铃”等简易安防设施——这些措施虽未能阻止钟鹏举侦察营的地道突袭，但也反映出徐温对宅邸安全的重视，毕竟此处是他与家人居住的场所，需兼顾隐私与安全。
徐温将府衙与宅邸分置，核心是基于“安全-效率-权力”的三重考量：
安全层面。避免“一锅端”。
十国时期藩镇混战，权臣遭遇刺杀、突袭是常事，若府衙与宅邸合二为一，一旦遭遇袭击，不仅军政中枢会瘫痪，家人也会陷入危险。徐温将两者分开，即便宅邸遭袭，大都督府仍能正常运转，保证军政事务不中断——这种布局，体现了他“狡兔三窟”的安全意识。
效率层面。缩短通勤，便于联动。
府衙与宅邸相距仅一里，徐温每日可骑马往返，单程约一盏茶的时间（约15分钟），既避免了长途通勤的耗时，又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从宅邸赶往府衙处理事务。此外，两处之间还设有“秘密通道”（一条地下暗渠），供徐温在特殊情况下（如遇兵变、戒严）快速通行，确保权力中枢的联动性。
权力层面。区分“公”与“私”，强化权威。
大都督府作为公域，是徐温行使军政权力的场所，体现其杨吴权臣的身份；宅邸作为私域，则是他作为家族宗主的空间，这种区分让徐温既能在府衙树立“威严”，又能在宅邸展现“温情”（如与家人团聚、接待亲信），有助于平衡“权臣”与“家人”的双重身份，巩固其权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