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酒酒忙着制定方案，派人执行时，温父温如晦也并未闲着，只是他的行动更加隐秘。
温如晦想起自己幼承庭训，读书练武不辍，为的是承袭祖上荣光，保国安民。
如今，妻女岳家尚不可安，何谈保国安民？想到这些，他不禁沮丧颓唐。
想自己祖上，并州祁县温氏，也曾经历过大唐“一门三公”的赫赫扬扬。“安史之乱”时，大部族人南迁，只余自家这一支苦守原籍。历经五十载战乱，诸多顶级世家兴衰如潮，传至大宋元丰年间，祁县温氏早已不复昔日荣光。到父亲一辈，仅在并州乡下守着几亩薄田、一处旧宅，勉强算得小有薄产。
父亲是个念旧的人，常对着祠堂里褪色的先祖画像叹惋，总说温家子孙不能忘了根本。他虽不通仕途，却执意要供自己读书习武——读书是为承先祖文脉，习武是为守一身正气。好在自己幼时聪慧，经书过目能诵，挽弓亦能百步穿杨，只是性子随了没落世家的清介，不喜钻营，倒有几分古时读书人的狷介。
靖康二年的风，吹得比往年更急。北方传来的消息一日紧过一日，说金军已破云州，正往南逼。乡邻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收拾行囊往南逃。父亲起初还抱着侥幸，觉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温家世代居于此，或许能躲过一劫。直到腊月里，一队溃败的宋军打村外经过，说太原已破，金军屠城三日，他才幡然醒悟，连夜带着家人往南赶。
同行的除了自己和父母亲，还有一个叫保叔的家人。保叔是温家三代家仆，一条腿早年为护父亲受过伤，走路有些跛，却执意要跟着主子共进退。一家四口一辆驴车，载着不多的细软和父亲视若珍宝的几本祖传兵书，随着逃难的人流，一步步往汴梁方向挪。
那年的雪下得格外早，官道上尸横遍野，冻僵的手还保持着抓挠的姿势。温如晦握着父亲给的那柄短刀，日夜守在驴车旁，夜里就靠在车轮上打盹。他总觉得，只要熬过这段路，到了汴梁，总能寻个安身之处。
谁知行至黄河边的一处荒林，竟遇上了匪徒。那伙人原是溃兵，见逃难的人多，便落草为寇，专抢财物。温父护着驴车不肯撒手，被为首的匪徒一棍砸在头上，当时就没了声息。温母扑上去哭喊，也被一刀捅进了心窝。
温如晦目眦欲裂，提刀就冲了上去。他虽习武多年，却哪里见过这般阵仗？匪徒们刀刀致命，不过片刻，他胳膊上就挨了一刀，鲜血浸透了棉袄。保叔瘸着腿扑过来护他，被匪徒一脚踹倒在地，眼看就要被补上一刀。
就在这时，一阵马蹄声疾驰而来。只见一队人马冲破雪雾，为首的是个身着锦袍的中年男子，手持长枪，枪法凌厉，三两下就将匪徒挑翻在地。其余匪徒见势不妙，四散逃窜。
那男子翻身下马，看了眼倒在血泊里的温父温母，又看向浑身是血的温如晦，眉头微蹙：“还能站得住？”
温如晦咬着牙点头，扶起重伤的忠伯，声音嘶哑：“多谢恩公相救。”
“我叫张元康。”男子收起枪，目光落在温如晦腰间那块刻着“温”字的玉佩上，“你是并州温家人？”
温如晦一怔，点头应是。张元康叹了口气：“我年轻时在并州游历，曾见过你祖父，未曾想……”他没再说下去，只道，“此地不宜久留，你们跟我走吧。”
张元康是江南富商，此番北上是为接一位故人，不想遇上这等事。他将温父温母草草安葬，带着温如晦和保叔一路南下，最终到了临安。
后来温如晦才知道，这位救了他性命的张元康，便是日后他的岳丈。而那年雪地里的血海深仇，那柄染了父母血的短刀，成了温如晦心头永远的烙印——他读书习武，原是为承先祖荣光，此后却多了一层念想：要让这乱世里，少些如他这般的孤儿。
抱着这样的雄心壮志，他读书更加用功。张叔，也就是后来的岳父张元康，看他孤苦伶仃，就留他在家居住，与自己的儿子张继祖一起读书。
原本，他的人生可能真如自己所期，读书——应考——做官，实现自己保国安民的人生理想。
温如晦曾以为，自己的人生早被墨笔描定了轨迹。自束发那年起，他便埋首于圣贤书堆，案头的《论语》被翻得起了毛边，窗台上的油灯总亮到寅时。先生常抚着胡须赞他：“此子有经世之才，将来必是廊庙之器。”
他也确是这般规划的——十五岁考中秀才，绍兴五年在临安参加春闱，高中进士。初授钱塘县丞，从八品下，后又升至平江府判官，历任严州通判、临安府推官。三年前，升任从六品枢密院副都承旨。
他梦想自己进士及第，捧着朝廷的任命书奔赴某处州县，兴修水利，整饬吏治，让辖地百姓能安稳度日。也梦见自己身着官袍立于朝堂，奏疏里写满安邦国策，醒来时总觉晨光都带着三分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