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训练舱中捕捉到的异常脑电波峰值，被张彬列为最高机密封存，交由少数几位绝对可靠的生理学和神经学专家进行秘密研究，试图解析九转不灭体对人类大脑潜能的激发机制。这项研究尚需时日，而一个关乎整个工业体系未来效率与自主性的现实问题，已迫切地摆在了他的面前。
随着他推动的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设备乃至民用录音机和计算器等电子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萌芽、生长，一个混乱而影响深远的问题开始凸显。一份由多家新建电子厂和研究所联名提交的报告，详细列举了令人头痛的现象：不同厂家生产的同型号晶体管，引脚定义和封装尺寸存在微小差异；电路板上的插槽间距和接口针脚数量各自为政；甚至连最基本的电源接口和输出电压都五花八门。这导致一台设备更换元件需要重新调试，系统集成更是困难重重，严重制约了生产效率和技术扩散。
张彬看着报告里那些互不兼容的元件图纸和接口照片，眉头微蹙。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的体现。若放任自流，形成的将不是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而是无数个技术孤岛，未来将耗费巨大成本进行整合，甚至可能被外来标准扼住咽喉。
他立刻召见了电子工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几家规模较大的电子厂技术代表，以及负责国家采购和标准制定的相关干部。
会议室里，气氛有些沉闷。几位电子厂代表互相看了看，脸上都带着些许无奈。一家无线电厂的厂长首先开口：“张工，不是我们不想统一，实在是各家技术底子、设备来源都不一样，摸着石头过河，自然就……”
“自然就成了一盘散沙。”张彬接过话，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过去可以理解，但现在，必须结束这种无序状态。”他拿起一支粉笔，在身后的黑板上用力写下了两个大字：
华标。
“从今天起，我们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电子工业标准体系——‘华标’。”张彬转身，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这不仅仅是统一几个螺丝孔距或者接口形状。它要涵盖基础元件参数、接口通信协议、电源规范、乃至未来软件和数据的底层交互格式。”
他指定由电子工业部门牵头，立即成立一个跨厂家的“华标”制定委员会，他自己担任总顾问。“首要任务，制定第一代‘华标’核心规范。优先级最高的，是通用集成电路的引脚定义与封装、基础通信接口（并行\/串行）的电气特性与物理结构、以及直流\/交流电源的接口安全与电压等级。”
接下来的几周，一场无声的战役在图纸、会议室和实验室里打响。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们争吵、妥协、验证，在张彬提供的关键技术框架和性能底线指导下，最终拿出了一套详尽且具备前瞻性的“华标1.0”草案。草案不仅考虑了当前的技术水平，还为未来的升级留出了扩展空间。
标准草案一经公布，立刻在行业内引起了震动。元件销售商忙着对照新标准清点库存，区分哪些符合“华标”，哪些将成为非标品；产品质检员手中多了一份厚厚的“华标”检测手册；甚至连一些技术学校的电工课老师，也开始将“华标”的基本内容纳入教学，让学生们提前适应这套即将改变行业格局的规范。
与此同时，张彬签署了一份由采购部门干部提交的建议书，并报请更高层批准：自此以后，所有国家财政拨款的项目、各级政府的采购清单，凡是涉及电子元器件和设备的，必须优先采购符合“华标”认证的产品。这一政策杠杆，极大地加速了“华标”的推广与落地。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华标”开始在国内市场显现其整合力量之时，通过外交和商业渠道，一些微妙的声音开始传递进来。几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把持着现有主流电子标准的西方公司，其代表或通过正式拜访，或利用行业论坛，开始向国内有关部门和主要厂家进行游说。
他们的话语包装得极具诱惑性：强调“与国际接轨”的便利性，描绘采用其成熟标准可以如何轻松融入全球产业链，避免“重复造轮子”和“技术孤立”。他们甚至隐晦地暗示，如果中方坚持推行自己的“华标”，可能会导致其技术体系被排除在未来的“国际主流”之外，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一份关于此事的简报放在了张彬桌上，末尾附上了对方游说的核心观点。采购部门干部有些担忧地补充道：“张工，他们的声音不小，而且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我们是否需要在某些领域适当妥协，考虑兼容他们的标准？”
张彬放下简报，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他望向窗外，那里正进行着基于“华标”接口的新一代通信设备测试。
“告诉他们，”张彬的声音冷静而坚定，“技术标准，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话语权问题。我们今天妥协一步，明天就可能失去整个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华标’的路，我们必须走下去，而且要走得比他们更快、更好。”
“至于国际主流？”他嘴角泛起一丝冷峻的弧度，“谁定义了主流？未来，由性能和生态决定的主流，未必是今天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