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重庆，暑热未消，反而在连绵的阴雨和短暂的晴日间反复横跳，将整座山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来，墙壁上渗着湿冷的水珠，文件纸张都带着一股软塌塌的霉味。然而，比这天气更让人心烦意乱的，是来自日本人的“按时问候”。
自从宜昌陷落之后，日军的航空兵团仿佛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前进基地。他们的九六式陆攻和新式的一式陆攻，可以搭载更多的炸弹，以更短的航程，更频繁地光顾重庆。八月的第一周，几乎没有一天是安宁的。凄厉的防空警报，成了这座城市最准时的报时器。
八月一日，一个闷热的午后，警报声再次划破天际。我正在防空洞的指挥中心里，与后勤总署的几位主官，商讨着国内兵工生产的窘境。滇越、滇缅两条大动脉的同时断绝，对我们本就孱弱的军工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次长，情况……很不乐观。”后勤总署署长，一位头发花白的陆大前辈，满面愁容地指着一张生产报表，“我们最大的几个兵工厂，比如汉阳的，金陵的，大部分设备都内迁到了重庆、昆明和广西。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没有进口的优质钨钢，我们连最基本的枪管都难以保证质量。炮钢更是想都不要想。至于航空汽油，我们几个炼油厂搞的‘桐油裂解法’，产量低得可怜，品质也差，只能勉强供侦察机和教练机使用。前线的战斗机，用我们的油，飞不了半个小时就得趴窝。”
另一位负责弹药的将军补充道：“弹药方面，问题更大。我们能自产7.92毫米的中正式步枪弹，但质量参差不齐，卡壳、炸膛的事故率，一直降不下来。至于炮弹，尤其是105毫米以上的重炮炮弹，几乎完全依赖战前库存和外购。现在路断了，库存是用一颗少一颗。前线的重炮部队，我已经下令，非到万不得已，不准开火。”
他的话，让我的心沉了下去。“用一颗，少一颗”，这六个字，像六把冰冷的锥子，扎在我的心上。我仿佛能看到，在广阔的正面战场上，我们数百万的将士，正拿着质量低劣的武器，数着口袋里为数不多的子弹，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武装到牙齿的钢铁师团。
就在这时，地面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头顶的灯泡疯狂摇晃，簌簌地落下灰尘。爆炸声，沉闷而连贯，如同巨人在地底擂鼓。经验告诉我，这是敌人的重磅炸弹，落在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是市区！”一名负责防空情报的参谋大声报告，“敌机大约三十六架，正在对渝中半岛进行地毯式轰炸！”
我的拳头，在桌子下面悄然握紧。渝中半岛，那里是重庆最繁华的商业区和人口最密集的居民区。每一次轰炸，都意味着成百上千的无辜平民，要倒在血泊之中。
会议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我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先回去。我一个人走到巨大的地图前，目光却没有聚焦在任何一条战线上，而是仿佛穿透了这厚厚的山体，看到了那片正在燃烧的城区。我看到了倒塌的房屋，哭喊的孩童，和在瓦砾中疯狂刨着，试图救出亲人的市民。
这就是战争。它不只是地图上的红蓝箭头，不只是冰冷的伤亡数字。它是每一个家庭的破碎，是每一滴流淌的鲜血和眼泪。而我，坐在这里，调兵遣将，却无法保护我身后这座城市里最无助的百姓。这种无力感，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内心。
“次长，”戴笠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刚刚得到的消息，法国维希政府，已经正式拒绝了我们提出的，希望他们允许非军事物资继续通过滇越铁路的请求。同时，日本特使西原一策，正在河内，与新上任的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德古（Jean decoux），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内容是什么？”我头也不回地问。
“日本人要求，在印度支那北部，获得海、陆、空军的通行权，并使用当地的港口和机场。作为交换，日本保证‘尊重’法国在该地的主权。”
“尊重？”我冷笑一声，“黄鼠狼给鸡拜年，何曾有过好心？这是赤裸裸的最后通牒。法国人已经亡国了，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地，就是一块砧板上的肉。日本人想什么时候切，就什么时候切。他们现在虚与委蛇，不过是想以最小的代价，完成对我们西南后方的战略包围。”
“次长所言极是。”戴笠的语气里，也带着一丝寒意，“一旦日本人进驻越南北部，他们的飞机，从河内的机场起飞，轰炸昆明和广西，将只需要一个多小时。我们的整个西南大后方，都将暴露在敌人的直接威胁之下。滇缅公路，恐怕也将永无宁日。”
南边的威胁，如同乌云压城。而西边的希望，则渺茫得像风中的残烛。
八月的第二周，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英吉利海峡上空。八月十三日，德国空军发动了代号为“鹰日”的大规模空袭，企图一举摧毁英国皇家空军的防线，为接下来的“海狮计划”——登陆英国本土，扫清障碍。
每天，我都会让林蔚将所有关于不列颠空战的最新战报，翻译整理后，第一时间送到我的办公桌上。我看着那些数字，那些被击落的飞机型号，那些被轰炸的英国空军基地，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一方面，我由衷地敬佩丘吉尔和他领导下的人民所展现出的顽强意志。这个曾经的世界霸主，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的飞行员，驾驶着性能优越的“喷火”战斗机，以寡敌众，与数倍于己的德军机群殊死搏斗。他们的坚韧，为全世界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树立了一个榜样。
但另一方面，我的内心深处，又隐藏着一丝阴暗的、不合时宜的冷酷算计。我知道，英国人抵抗得越久，越惨烈，就越能拖住德国。而德国被拖在西线，就意味着日本在南下的道路上，将缺少一个最有力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只有当英国被打得奄岌一息，濒临崩溃的时候，远在北美洲的那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才有可能真正地、彻底地，抛弃孤立主义，投身到这场战争中来。
而只有美国参战，我们中国，才有获得最终胜利的可能。
“次长，这是航空委员会刚刚呈报的‘驼峰航线’初步勘探报告。”林蔚将一份厚厚的文件递给我。
我翻开报告，里面的内容，让我触目惊心。报告详细描述了那片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区域的可怕。高黎贡山、横断山脉，无数海拔超过五千米、终年积雪的山峰，如同上帝设置的屏障，阻挡着一切生命的通行。那里的气流，瞬息万变，强大的上升和下降气流，可以在瞬间将一架飞机撕成碎片。终年不散的浓雾和剧烈的冰雹，更是飞行员的噩梦。
我们的探险飞行队，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已经损失了两架飞机。报告的结论是悲观的：以我们现有装备的dc-2和“秃鹰”康多尔运输机，无论是升限、载重还是抗恶劣气象的能力，都远远无法满足飞越这条航线的要求。强行通航，无异于自杀。
我将报告重重地合上。自杀？难道我们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
我拿起笔，在报告的封面上，用红笔写下了一行字：“不惜任何代价，必须打通。所需人员、设备，优先满足。”然后，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林蔚看着那行字，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看着他，缓缓说道，“这道命令，会让很多我们最优秀的飞行员，一去不回。但是，林蔚，你记住，我们现在下的任何一道命令，都是在用一部分人的牺牲，去换取更多人生存的希望。如果连这点决断都没有，我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的话，让他沉默了。他默默地拿起报告，敬了个礼，转身离去。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我知道，我刚刚签下的，可能是一张数百甚至上千名飞行员的死亡判决书。但正如我所说，我别无选择。
就在这种四面楚歌，几乎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八月的第三周，来临了。
起初，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来自日本人的轰炸，来自欧洲的战报，来自后方的坏消息。我甚至已经开始有些麻木了。
然而，从八月二十日深夜开始，情况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最先传来消息的，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指挥部，用加急电报报告，其防区内的同蒲铁路南段，多个车站和桥梁，在同一时间，遭到了不明部队的猛烈攻击。日军的守备队，损失惨重，铁路运输，已经完全中断。
紧接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电报也到了。他报告，其战区内的平汉铁路、道清铁路沿线，同样爆发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日军的据点、碉堡、铁路、公路，到处都在爆炸，到处都在起火。攻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然后，是冀察战区，鲁苏战区……一份份内容相似，但语气同样震惊的电报，雪片般地飞进了我的指挥中心。
整个指挥大厅，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和震惊之中。
“怎么回事？！”郭寄峤拿着一沓电报，冲到我的地图前，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整个华北，都打成了一锅粥！日本人控制的所有主要交通线，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几乎在同一时间，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这是谁干的？！”
所有的参谋，都将目光投向了我。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样的疑问。
我的大脑，也在飞速地运转。如此大规模、如此精准、如此协调一致的行动，绝不可能是地方游杂武装或者小股的敌后部队能够做到的。它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高效的指挥中枢。
而在华北，有这种实力，有这种组织能力，并且敢于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发动如此规模战役的部队，只有一个。
“是第十八集团军。”我缓缓地吐出了这几个字，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指挥中心里，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个答案，惊得说不出话来。
第十八集团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八路军”。
震惊过后，各种复杂的情绪，开始在人群中发酵。有的人，是纯粹的军事上的钦佩。他们看着地图上那些被红色铅笔标注出来的、遭到攻击的日军据点，这些据点如同一张大网，将华北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而现在，这张大网上，被人用一把锋利无比的剪刀，剪开了无数个大口子。
“好大的手笔！”一名年轻的参谋，忍不住低声赞叹，“这是直接在挖日本人的心头肉啊！他们赖以维持占领和‘治安’的交通线，一夜之间，就几乎全被瘫痪了！这下，华北的日军，要变成一群聋子和瞎子了！”
但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资深的将领，他们的脸上，却露出了极其凝重和不安的神情。
他们不安的，不是这场战役本身，而是它所暴露出来的、可怕的政治信号。
“岂有此理！”军令部的一位次长，气得浑身发抖，“发动如此规模的战役，他们为什么不向参谋本部报告？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个指挥中心？这是想干什么？拥兵自重，另立山头吗？！”
他的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国民政府与延安方面，虽然在名义上是“统一战线”，但彼此之间的猜忌和摩擦，从未停止。现在，第十八集团军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发动了这场规模远超任何一次正面战场会战的破袭战，这在许多人看来，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政治挑衅。
“他们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另一位将军，脸色铁青地说道，“他们在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有能力，在华北自成体系，甚至……有能力决定这场战争的走向！次长，此事必须严肃处理！我们必须立刻致电延安，质问他们意欲何为！甚至……应该考虑，停止对他们的军饷和弹药补给！”
指挥中心里的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争吵声，此起彼伏。主张严惩的，和主张观望的，吵作一团。所有人的目光，最后都聚焦到了我的身上，等待着我的决断。
我没有说话。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地图。我的内心，同样是波澜壮阔。
震惊，是肯定的。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们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以这种方式，爆发出如此惊人的能量。坦白说，在我的战略规划里，敌后战场的任务，主要是袭扰、牵制，为正面战场创造条件。但我从未想过，他们能凭一己之力，发动一场足以改变整个华北战局的战略性攻势。
欣赏，也是发自内心的。作为一个军人，我无法不为这次行动的完美策划和坚决执行而喝彩。攻击时机的选择，目标的精准，各部队之间的协同，都堪称教科书级别。这证明，在过去的几年里，当我们在正面战场上苦苦支撑的时候，他们在敌后，也从未懈怠。他们已经从一支游击队，成长为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的正规军。
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沉的、冰冷的忧虑。
我忧虑的，不是他们所谓的“不听指挥”。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能够有效打击日本人的军事行动，我都乐见其成。我忧虑的，是这背后所展现出的、完全独立的组织和动员体系。这种体系，已经强大到可以不依赖中央政府，就能发动一场牵动数十万军队、横跨数个省份的大战役。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统一战线”的天平，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不可逆转的倾斜。
我知道，我必须立刻做出决断。任何一丝的犹豫，都可能让局势走向不可收拾的境地。
“都给我安静！”我猛地一转身，用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喝止了所有的争吵。
指挥中心里，再次恢复了死寂。
我走到那群面红耳赤的将军面前，目光从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一一扫过。
“先生们，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我的声音，冷得像冰，“现在，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谁？”
没有人回答。
“我来告诉你们！是日本！是那个占领了我们半壁江山，屠杀了我们千万同胞，此刻，还在我们头顶上扔炸弹的，日本帝国主义！”我的声音，一句比一句高，“第十八集团军的这次行动，打的是谁？是日本人！瘫痪的是谁的交通线？是日本人的！拔掉的是谁的据点？还是日本人的！在国家危亡、民族大义面前，任何能够有效打击敌人的行为，都是值得肯定和支持的！至于程序上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等我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后，再来慢慢讨论？！”
我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那些主张“严惩”的将军们的头上。他们张了张嘴，却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
“可是，次长……”那位军令部次长，还是有些不甘心，“他们如此行事，完全不把中央放在眼里，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国将不国？”我逼视着他，反问道，“是看着一支友军在敌后奋勇杀敌，会‘国将不国’？还是因为内部的猜忌和摩擦，坐视抗战大业毁于一旦，会‘国将不国’？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
我不再理会他，转身对郭寄峤下达了命令。
“第一，立刻通电全国，嘉奖第十八集团军在华北发动的此次大规模破袭战役。称其为‘百团大战’，极大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第二，命令第一、第二、第五、第九战区，抓住日军华北主力被全面牵制，疲于奔命的有利时机，立刻组织力量，向当面之敌，发动有限度的战术反击！不要恋战，以骚扰和消耗敌人为主要目的。要让日本人明白，他们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第三，”我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坚决，“从后勤总署的战略预备物资中，紧急调拨一批药品和十万发中正式步枪弹，想办法，送到第二战区去。告诉卫立煌，让他务必将这批物资，转交给第十八集团军。就说，这是我个人，代表参谋本部，对他们在敌后艰苦抗战的将士们的，一点心意。”
我的这三道命令，尤其是最后一道，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嘉奖，已经是超出他们的预料。主动发起反击，配合他们的行动，更是让他们难以理解。而在这个物资比黄金还要珍贵的时刻，主动拿出战略储备去资助他们，这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
“次长！万万不可啊！”那位后勤总署署长，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我们的物资，自己都不够用啊！前线的中央军将士，还眼巴巴地等着补给。这个时候，怎么能……怎么能资敌呢？！”
“资敌？”我猛地转过头，眼神像刀子一样盯着他，“你说谁是敌人？！张署长，我提醒你，第十八集团军，是经过国民政府正式授衔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他们正在打日本人！给正在打日本人的中国军队送弹药，这叫‘资敌’？那你告诉我，什么才叫‘抗日’？！”
我的一番话，说得他面色惨白，冷汗直流，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
我知道，我的这个决定，必然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也必然会招来无数的非议和攻击。但是，我必须这么做。
首先，从纯军事角度，百团大战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如果我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让日本人从容地调集兵力，回头去“清剿”华北，那我就是个不合格的指挥官。
其次，从政治角度，我必须向延安，也向全国，甚至向全世界，表明一个姿态。那就是，在抗日这个最高原则面前，一切党派之争，都可以暂时搁置。我不能让日本人看到我们内部分裂的笑话，更不能让那些对中国抗战持观望态度的国际势力，对我们失去信心。
而最深层次的，是我个人的考量。我知道，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法逆转。这支在敌后成长起来的力量，迟早会成为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我今天送去的，不仅仅是药品和子弹，更是一种姿态，一种信息。我希望，这种姿态，能为这个国家，在未来那场不可避免的、更大的风暴来临之前，留下哪怕一丝转圜的余地。
八月的最后一周，就在这种复杂而诡异的气氛中度过。华北的炮火，依旧在燃烧。正面战场的有限反击，也打得有声有色。日本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他们在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部里，天天都在为如何应对这种“无处不在的攻击”而争吵不休。
重庆的舆论，也因为“百团大战”的捷报而一片沸腾。人们暂时忘记了被封锁的痛苦和被轰炸的恐惧，沉浸在久违的胜利喜悦之中。
只有我，在所有人都为之欢欣鼓舞的时候，却感到了彻骨的寒意。因为我知道，反弹，很快就会到来。一个被彻底激怒的、野蛮的敌人，会做出什么样疯狂的报复，我比谁都清楚。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就在这个月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戴笠送来了一份他亲自译出的、最高等级的绝密情报。情报的来源，是他那颗安插在日本海军军令部最高层的、代号为“棋子”的王牌间谍。
情报很短，只有寥寥数语。
“为彻底摧毁中国之抗战意志，大本营陆海军部达成一致，已批准航空兵团提交的‘第101号作战’。目标：重庆。战术：实施无差别、长时间、高强度的‘地毯式’战略轰炸，直至其‘机能完全丧失’。另，为配合南进战略，加速解决中国事变，陆军部已授权中国派遣军，在必要时，可对中国军队，使用‘特殊化学武器’。”
我的目光，凝固在了最后那几个字上。
“特殊化学武器”……毒气！
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瞬间从我的脚底，直冲天灵盖。我仿佛已经能闻到，那弥漫在战场上空、带着甜杏仁味道的、死亡的气息。
百团大战，捅了马蜂窝。而现在，这群最凶残的马蜂，不仅仅是要来蜇人，它们要来释放最恶毒的瘟疫了。
我慢慢地抬起头，看向窗外。防空洞外，是重庆那片被月光和灯火映照得有些迷离的夜空。我知道，在短暂的平静之后，一场更大、更血腥、更惨无人道的风暴，即将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