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成功收复台湾，晋封延平郡王，声威大震。
台湾的收复，不仅彻底肃清了荷兰势力，更将大明的海疆前沿向东推进了数百里，与琉球王国隔海相望。
此时，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摆在了大明朝廷和郑成功面前：如何对待琉球？
琉球王国，自明初便是中国的藩属国，接受大明皇帝的册封，使用大明历法，与中国进行频繁的朝贡贸易，关系极为密切，素有“守礼之邦”的美誉。
然而，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日本萨摩藩岛津氏入侵琉球后，琉球便陷入了“两属”的尴尬境地：表面上仍向中国朝贡，实际上却被迫向萨摩藩称臣纳贡，内政外交受到日本的严重干涉。
崇祯皇帝与郑成功均认为，琉球地位的特殊性，是东南海疆的一个潜在隐患。
日本势力盘踞琉球，如同抵在大明东南腹地的一把软刀子。
必须趁收复台湾的余威，彻底驱逐日本在琉球的势力，重新确立大明对琉球的独占性宗主权，将东海真正变为大明的内湖。
郑成功的行动并非简单的军事入侵，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军事、外交组合拳。
外交照会与“天朝问责”：
崇祯七年春，大明礼部正式向琉球国中山王尚丰发出诏书，以宗主国身份，严厉质问其“事二主”的行为，要求琉球方面就“为何屈从倭寇萨摩，致使守礼之邦蒙尘”做出解释。
诏书语气强硬，意在施加政治压力，试探琉球王室的态度和日本的反应。
同时，通过隐蔽渠道，向日本江户幕府传递信息，申明琉球乃大明“百年藩篱，不容他国窥伺”，暗示大明将采取行动恢复琉球的秩序，警告幕府不要轻举妄动。
军事威慑与前沿部署：
郑成功将福建水师主力及部分归附的郑家军战舰，集结于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淡水等港口，进行大规模操演。
新建的“安平级”炮舰（装备仿制“镇虏大将军炮”的舰炮）也编入序列，耀武扬威。
派遣使者持延平郡王旗牌，乘快船频繁往来于台湾与琉球那霸港之间，名为“巡视海疆，抚慰藩属”，实为侦察航道、勘测港口、了解琉球守军（主要是萨摩藩派驻的“在番奉行”及其武装）的虚实，并接触琉球国内对日本不满的士族。
崇祯八年（1635年）夏，时机成熟。
郑成功亲率一支由四十艘主力战舰（包括大型福船、炮舰）和百余艘辅助战船组成的特混舰队，搭载五千精锐陆师，从台湾出发，浩浩荡荡开赴琉球。
兵临那霸：
大明舰队突然出现在那霸港外，桅杆如林，旌旗蔽日。
舰队并未立即开火，而是派出使者，要求登陆“宣慰天朝诏书”。
强大的军容给琉球君臣和驻琉球的日本人以极大的心理震撼。
政治谈判与“清城”行动：
郑成功在重兵护卫下登陆，在那霸港外的天使馆（原为接待明朝册封使的馆驿）会见琉球国王尚丰及文武百官。
郑成功重申大明宗主国地位，严厉指责萨摩藩的侵略行径，要求琉球方面立即驱逐所有萨摩藩的“在番奉行”及武装人员，拆除日式堡垒（如首里城附近的日式岗哨），断绝与萨摩藩的一切非法贡赋关系。
面对城外明军的战旗和炮口，琉球王室内部亲明派占据上风。
尚丰王在权衡利弊后，最终表示“谨遵天朝法度，永为大明藩篱”，同意大明要求。
随后，在明军的“监督”下，琉球士兵“配合”明军一小队精锐，进入萨摩藩控制的区域，“礼送”萨摩藩的在番奉行（驻琉球最高代表）及其三百余名武士、浪人上船，限期离开琉球。
整个过程，明军未发一枪一弹，但强大的武力后盾确保了行动的顺利。日方人员慑于明军威势，未敢反抗，灰溜溜撤离。
签订《中琉盟约》：
事件平息后，郑成功代表大明皇帝，与琉球国王尚丰签订了新的《中琉盟约》。
条约明确规定：
琉球为大明唯一且永久的藩属国。
废除一切琉球对日本萨摩藩的贡赋和义务。
大明有权在琉球那霸港设立“宣慰使司”，派驻少量军队（象征性的五百人），保护商旅，协助琉球防御。
那霸港对大明商船完全开放，享受最优惠关税，琉球需优先向大明供应硫磺（重要军用物资）等特产。
郑成功经略琉球的行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战略格局改变： 日本势力被彻底逐出琉球，大明重新掌握了东海方向的绝对主导权。琉球群岛成为掩护大明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和通往太平洋的前哨站。
海路安全： 从福建经台湾至琉球，再通往日本的航线完全处于大明控制之下，海上贸易安全得到极大保障。
震慑日本： 此举沉重打击了日本幕府和西南强藩（特别是萨摩藩）的扩张野心，迫使德川幕府在相当长时期内对大明采取更为谨慎甚至恭顺的态度。
藩属体系强化： 大明以强有力的实际行动，向周边所有藩属国展示了其维护宗藩体系的决心和能力，“天朝上国”的威信达到新的高度。
郑成功经略琉球，是继收复台湾之后，大明帝国在东南方向取得的又一重大战略胜利。
它并非简单的领土征服，而是一次以武力为后盾、以政治外交为主导的成功实践，完美诠释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智慧。
通过此举，大明彻底肃清了东海方向的潜在威胁，构建了一个以大明为核心，连接台湾、琉球的稳固的东海战略防御圈，为帝国的“崇祯中兴”提供了坚实的东南翼安全，也为未来可能的跨太平洋贸易与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威名，自此响彻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