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十一月七号，立冬。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是我闺女小梅的生日，我答应她早点回去带她吃老边饺子。下午四点，天色已经暗得像是扣了口黑锅。我们民兵连第三小队八个人，刚交接班准备离开，连长王国富却急匆匆赶来，棉帽上还挂着白霜。
“西三段新挖的巷道有点问题，支护架昨晚响了半宿，二队的人说听见里头有动静。”王连长搓着手说，哈气在他面前形成一团白雾，“三队再下去检查一遍，确保安全才能交接。”
队伍里有人小声抱怨，老张头掏出怀表看了眼：“连长，这都到点了，我老娘还病着呢。”
“就一会儿，检查完直接下班，每人多记两个工分。”王连长说完，又压低声音，“二队的人说里头邪性，你们多当心。”
我们第三小队的队长是李卫国，四十出头的老钳工，也是我们厂里最有经验的老民兵。他不多话，只是点点头，检查了下背着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率先走向防空洞入口。
那洞口黑黢黢的，像一张饥饿的大嘴。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夹杂着某种铁锈的味道。我紧了紧棉袄领口，跟在队伍最后面。
我叫陈建设，二十五岁，进厂六年，当民兵四年。家里有老婆和六岁的闺女，平日里最不信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我媳妇常说我，“你这人，只信眼前能摸得着的东西”。
防空洞主通道宽敞得能并排开两辆解放卡车，顶上挂着几盏昏黄的电灯，越往深处走，灯光越稀疏。到了新开挖的西三段，电灯全没了，只有我们手中的三把手电筒和两盏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
新挖的巷道狭窄低矮，得弯腰才能通过。支护的木头架子不时发出“吱呀”声，听得人心慌。墙壁上湿漉漉的，渗出水珠，在手电光下像无数只眼睛反着光。
“这他妈什么味儿啊？”走在中间的赵小军突然说。他是我们队里最年轻的，刚满十九岁。
大家都闻到了——一股浓重的土腥气混着铁锈味，越往里走越浓，到最后简直像有人把生锈的铁片塞进你鼻孔里。
“闭嘴，留神脚下。”李队长头也不回，声音低沉。
巷道越来越深，空气也越来越稀薄。我感觉胸口发闷，耳边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声。
突然，走在前面的老张头停了下来，手里的煤油灯微微发抖。
“国富，你看那墙...”老张头的声音变了调。
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右手边的土墙上，一大片水渍正在慢慢扩大，那水渍的颜色暗红，像稀释的血。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水渍中间，渐渐显现出几个扭曲的人形影子，仿佛有人被活活砌进了墙里，正在挣扎着要出来。
“是...是光影效果吧？”我说，但声音自己听着都虚。
手电光晃动间，墙上那些人形似乎也在动，扭曲、伸展，像溺水者伸手求救。有个特别瘦小的影子，看起来像个孩子。
“操！”赵小军骂了一声，往后退了两步，差点摔倒。
李队长举起手电，仔细照看那片墙壁，他的侧脸在光影中显得格外严峻：“别慌，可能是地下水反上来的矿物质。”
但他声音里的不确定，谁都听得出来。
就在这时，对讲机突然发出刺耳的杂音。那是我们队里唯一一部老式对讲机，由李队长保管。
“...救命...苦しい...”对讲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夹杂着静电噪音。
大家都愣住了。那声音苍老、痛苦，语调古怪，不像我们平时听惯的东北口音，倒像是...
“日语？”老张头低声说，“这是日本话！”
对讲机又响了：“...助けて...孩子...たすけて...”
赵小军已经面无人色：“队、队长，咱们快出去吧！”
我本来也怕，但看小军那样子，反倒镇定了几分：“慌什么，可能是信号干扰。”
李队长眉头紧锁，盯着对讲机，又看看墙上那些扭曲的影子。他忽然转向老张头：“老张，你记不记得，这地方战前是干啥的？”
老张头是厂里的老人，建厂时就在了。他眯起眼睛，脸色突然变得惨白：“日伪时期...这儿是...刑场。小鬼子在这儿杀过不少人，听说有不少抗联的...还有平民...”
他话音未落，对讲机又响起来，这次是一阵凄厉的惨叫，接着是模糊的哭泣声。
“走！全体撤离！”李队长果断下令。
我们几乎是跑着往外冲。巷道似乎比进来时长了数倍，手电光在黑暗中疯狂晃动，墙上的影子越来越多，仿佛有无形的手从土里伸出来，要抓住我们的脚踝。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和赵小军的尖叫。我回头一看，一段支护架塌了，小军的腿被木头压住了。
“救我！建设哥！救我！”小军惊恐地叫着。
我和李队长立即返回，老张头和其他人也跟着过来。我们合力抬起那根木头，我把小军拉出来，他脸上全是泪水和泥土混合物。
“哥，我害怕...”他哽咽着说。
我架起他的一条胳膊：“怕个球，有哥在。”
继续往外跑的时候，我总觉得背后有东西跟着，不是脚步声，而是一种细微的、像是许多人同时在低语的声音。
终于看到洞口的光亮，我们拼命冲出去，外面的冷空气灌入肺中，从未感觉如此清新。
王连长和其他人围上来，看见我们狼狈的样子，都愣住了。李队长简单汇报了情况，王连长的脸色越来越沉。
“全部回去，今天的事不许对外说一个字。”他命令道。
第二天，厂里就派人封死了西三段巷道，对外只说地质不稳。我们三队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不得透露那晚的经历。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赵小军当晚就发高烧，胡话不断，医院查不出原因。老张头从此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对着墙发呆。
最糟的是李队长。他变了个人，不再爱说爱笑，常常一个人翻看厂志，一看就是半天。有一次我去办公室找他，看见他正对着一页厂志发呆，上面记载着日伪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处决了数百名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其中包括一支试图破坏日军设施的游击队队员和他们的家属，最小的只有八岁。
“建设，你说人死了，魂儿真的会留在世上吗？”他突然问。
我不知怎么回答。
一周后，李队长找到我：“建设，我打算今晚再下去一趟。”
我惊呆了：“你疯了？洞口都封了！”
“我从老通风口进去，我知道一条小路。”他眼神坚定，“我查了资料，1943年冬天，鬼子在这里处决了三十多人，尸体就埋在附近。我总觉得...他们是不是还困在那里？”
我本该阻止他，但鬼使神差地，我说：“我跟你去。”
那晚，我们偷偷溜进防空洞，从一条废弃的通风管道爬进去，重新回到西三段附近。封堵的水泥墙立在那里，冰冷而沉默。
李队长从包里掏出几支香点燃，插在墙前的土里。然后又拿出一个小本子，开始低声念诵他抄录的遇难者名字和生平。
“王大山，抗联第三支队战士，28岁；李秀英，地下交通员，25岁；周小虎，8岁...”他的声音在空洞的隧道里回荡。
我站在他身后，举着手电。忽然，手电光闪烁起来，墙上那些影子又出现了，但这次，它们不再扭曲挣扎，而是静静地立在那里。
空气中那股铁锈味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像是雨后青草的气息。
对讲机突然又响了，但这次不是求救，而是一声清晰的“谢谢”，接着是一段我们听不懂的、像是祷文的话，最后归于寂静。
墙上的影子慢慢淡去，最终消失了。
李队长长长吐出一口气，我看见他眼中闪着泪光。
“他们只是想要有人记住，”他轻声说，“没有人应该被遗忘，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
我们默默离开，再也没有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