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刻的命运观，其核心并非是消极地顺应命运，而是积极地去塑造它。正如《格言联璧》中所说：“执拗者福轻，而圆融之人其禄必厚；操切者寿夭，而宽厚之士其年必长。”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固执己见、不知变通的人往往福分浅薄，而那些处世圆融、懂得变通的人则必定福禄丰厚；那些性情急躁、行事鲁莽的人往往寿命短暂，而那些心地宽厚、待人温和的人则必定长寿。
因此，真正的君子不会空谈命运，而是通过修养自己的品性来确立自己的命运；他们也不会空论天意，而是通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回应天命的召唤。这种观念超越了宿命论的束缚，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由内而外掌握命运的道路：通过修养心性来改变外在的境遇，凭借自身的努力来回应天命的安排。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哲学，鼓励人们不断提升自我，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性格决定命运，这一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先贤们在长期观察和思考中所洞察到的心性与际遇之间的隐秘纽带。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会直接影响他对事物的看法和处理方式，进而决定他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种种境遇。
执拗的人往往固执己见，坚守自己的一方天地，如同铜墙铁壁一般，拒绝外界的流水和清风的叩访。他们的心灵封闭，难以接受新的观念和变化，这样的性格使得他们的福分变得如同蝉翼一般单薄。相反，圆融的人则像水一样，善于利万物而不争。他们能够在万千变化中灵活应对，找到生存的契机，因此他们的福禄也会更加丰厚。
操切的人终日如临深渊，生命的琴弦被绷得紧紧的，仿佛随时都会断裂。他们的行为过于急躁，缺乏耐心和沉稳，这种性格容易导致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无法承受，最终可能会引发各种问题。而宽厚的人则胸怀宽广，如同山谷一般，能够以从容的姿态面对世间的波涛汹涌。他们不轻易动怒，对待他人宽容大度，这种性格使得他们的年寿得以绵长。
这其中并非是神秘主义的因果报应，而是行为模式与外界互动的自然结果。圆融宽厚的性格能够创造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机遇，而执拗急切的性情则常常会招致冲突和消耗。就像春秋时期的郑国子产，他的政治手段宽猛相济，既懂得顺应人情，又能够果断决策。他以通达人情的治理智慧，使得弱小的郑国在晋楚两个大国的夹缝中得以存续并不断壮大，这无疑是圆融致福的一个明证。
然而格言的深意远不止于性格与命运的简单关联，更在于指出一条由内而外的超越之路：“君子不言命，养性即所以立命；亦不言天，尽人自可以回天。”此句将主体性高扬至极致——君子不被动接受命运安排，而是通过修养心性来主动确立命运；不空谈天道莫测，而是通过竭尽人事来回应甚至改变天道轨迹。这种“立命”与“回天”的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为昂扬进取的精神旗帜。
“养性立命”意味着命运并非前定，而是建基于每日的心性修炼之中。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非被动认命，而是在长期修身治学中达到了人格与天道的契合，从而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与行动的自主。王阳明在龙场困厄中悟得“致良知”之教，将外在险恶环境转化为内心光明的磨刀石，正是通过养性而重新立命的典范。心性如同一面镜子，镜明则能照见万物本来面目，人因此能在纷繁世相中做出适宜选择，从而塑造良性命运轨迹。
“尽人回天”则更进一步，强调人事努力可突破看似不可抗拒的外在限制。这不是狂妄的僭越，而是认识到天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的极致努力能够感动天地、创造奇迹。大禹治水，非屈服于洪水滔天，而是以“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终驯服江河，此即“回天”之力。明代潘季驯治理黄河，亦是基于对水性的深刻把握与不屈不挠的实践，将肆虐黄河变为安澜之水，彰显了人定胜天的精神。这种“回天”不是对抗自然，而是通过把握规律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更高和谐。
在当代社会，这种“尽性立命”的智慧更具现实意义。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与种种不确定性，许多人或陷入盲目奋斗的焦虑，或堕入听天由命的消极。而古训启示我们：真正的命运掌握，始于心性的修养——培养圆融以应世变，修炼宽厚以保身心；成于人事的尽力——不怨天尤人，而是在各自岗位上竭尽所能。当我们能以从容之心应对生活起伏，以专注之力做好每件小事，便已在点滴之间重塑命运轨迹。
君子之道，在知天而知人，更在尽人以应天。养性非为避世，恰是为了更好地入世立命；尽人非为征服，恰是为了更深刻地契合天道。在这条由内而外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命运的塑造者，以日常的修行书写不凡的生命篇章，以有限的人生叩响无限的天道回音。这正是中华文化留给世人的永恒智慧：命运不在他处，就在我们修身尽性的每一个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