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枝玉叶：王府嫡脉的少年荣光
光绪六年（1880年），北京恭王府的海棠开得正盛，一声婴儿啼哭划破府邸的静谧——恭亲王奕欣的长孙、载滢长子溥伟降生了。这孩子生得浓眉大眼，哭声洪亮，奕欣抱着襁褓中的孙儿，看着他额间饱满的天庭，捋着胡须笑道：“此子有祖风。”
溥伟的父亲载滢是奕欣次子（后过继给奕欣长子载澂为嗣），母亲是侍郎崇厚之女瓜尔佳氏，出身名门，性情温婉。作为恭王府的嫡长孙，溥伟自幼便被寄予厚望，奕欣亲自为他取字“静泉”，希望他能兼具沉静与清灵之气。
恭王府的书房“锡晋斋”，成了溥伟童年最熟悉的地方。祖父奕欣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书房里不仅有满架的经史典籍，还有不少西洋钟表、望远镜等新奇物件。奕欣常在此教孙儿读书，从《论语》到《海国图志》，从满文老档到西洋算学，溥伟自幼便在中西学问的浸润中长大。他记性极好，过目成诵，七岁时便能背诵《岳阳楼记》，奕欣抚着他的头叹道：“我恭王府后继有人矣。”
光绪十四年（1888年），溥伟袭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虽只是宗室爵位中的中等品级，却已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这年他刚满八岁，穿着量身定制的蟒纹小朝服，跟着父亲载滢参加朝会，在太和殿前的丹陛之下，看着光绪帝接受百官朝贺，小小的身影里已透着几分庄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奕欣病逝，按照宗法，溥伟以长孙身份承袭恭亲王爵位，时年十九岁。册封那日，他身着亲王蟒袍，头戴红宝石顶戴，在礼部官员的引导下三跪九叩，接过烫金的册宝。站在恭王府的银安殿上，接受府内上下的朝拜，他忽然想起祖父临终前的话：“我朝宗室，当以社稷为重，勿溺于安逸。”那时的他，以为这不过是寻常训诫，却不知这句话将贯穿他此后四十年的人生。
二、新婚燕尔：王府联姻的家族纽带
承袭爵位的次年，溥伟迎娶了正福晋赫舍里氏。赫舍里氏是大学士文煜的孙女，家族世代为官，她自幼饱读诗书，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通棋艺，两人婚后常在书房对弈，赫舍里氏思路敏捷，时常能在棋局中出奇制胜，溥伟常笑着认输：“你这脑子，若生为男子，定能入阁拜相。”
赫舍里氏不仅是他的棋友，更是他的知己。每当溥伟因朝堂之事烦忧，她总能以女性的细腻点醒他：“王爷别忘了，祖父当年办洋务，最讲‘务实’二字，空有一腔热血，不如脚踏实地。”她为溥伟生下长子毓嶦、次子毓嵂，孩子们的啼哭为恭王府添了更多生气。
除正福晋外，溥伟后来又纳了两位侧福晋，一位是他塔拉氏，原是府中侍女，因性情柔顺被抬为侧福晋，生下三子毓岏；另一位是完颜氏，出身镶黄旗，擅长骑射，常陪溥伟在王府的跑马场练习，虽未生育，却深得溥伟敬重。
那时的恭王府，前院是商议国事的重地，后院是儿女绕膝的温馨，溥伟站在府内的“福字照壁”前，看着“福”字周围的蝙蝠纹饰，以为人生便会如此，在荣光与安稳中延续下去。
三、庚子惊变：乱世中的初露锋芒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北方，八国联军兵临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西逃，留下奕匡、李鸿章等人与联军议和。时年二十岁的溥伟虽年轻，却展现出与年龄不符的镇定，他一面组织府兵护卫恭王府，一面联络宗室子弟，试图稳定京城秩序。
联军攻入北京那日，炮火连天，恭王府附近的民房燃起大火。溥伟站在银安殿的台阶上，看着火光映红天际，赫舍里氏抱着幼子毓嵂，声音发颤：“要不……咱们也避一避？”溥伟攥紧拳头：“恭王府是太祖爷赐的府邸，我身为恭王，岂能弃府而逃？”他下令将府中珍藏的古籍、字画转移到地窖，又组织家丁在府墙上架起水龙，随时准备灭火。
好在联军将领中有曾与奕欣打过交道的，知晓恭王府的分量，下令不得侵扰。这场劫难中，恭王府虽有损失，却得以保全。事后，溥伟亲自清点府中物品，当看到祖父奕欣与曾国藩、李鸿章往来的书信完好无损时，他对着书信深深一揖——这是他第一次在乱世中体会到“守”的艰难，也让他对“权”有了更迫切的渴望。
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溥伟积极响应，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主张选派宗室子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政法、军事。他自己则带头研读西学书籍，甚至请了英国传教士教他英语，赫舍里氏笑着打趣：“王爷这是要学祖父，做‘鬼子六’第二？”（奕欣因主张洋务，被保守派称为“鬼子六”）溥伟正色道：“祖父的‘洋’，是为了强国；我学‘洋’，是为了保国。”
四、辛亥惊雷：王朝崩塌前的挣扎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清廷乱作一团，载沣辞去摄政王之职，袁世凯趁机掌权。溥伟此时已是宗社党核心成员，宗社党是由满族宗室组成的保守派团体，主张坚决镇压革命，反对共和。
在一次御前会议上，溥伟手持先祖所传的“白虹刀”（据说为皇太极所赐，象征宗室兵权），厉声说道：“若谁敢主和退位，此刀便不认人！”他力主启用袁世凯的死对头荫昌，又建议调集北洋新军“勤王”，言辞激烈，吓得隆裕太后垂泪不止。
会后，他找到良弼、铁良等宗室重臣，在恭王府秘密集会，商议组建“宗社党军”。赫舍里氏劝他：“如今民心已失，强撑无益，不如保全宗室性命要紧。”溥伟却红着眼道：“我恭王府受国恩两百余年，若眼睁睁看着大清亡了，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
他变卖了府中不少古玩字画，凑集军饷，又联络张勋等忠于清廷的将领，约定“勤王”日期。然而，命运的齿轮已不由他掌控——1912年1月，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身亡，宗社党成员人心惶惶；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大清王朝寿终正寝。
那天，溥伟正在书房整理祖父奕欣的奏稿，听到消息后，他将手中的毛笔狠狠摔在地上，墨汁溅了满桌。赫舍里氏走进来，看到他通红的眼眶，只是默默递上一杯热茶。溥伟接过茶杯，手却抖得厉害，茶水洒了一地：“完了……都完了……”
五、复辟迷梦：辗转奔波的徒劳
清帝退位后，溥伟并未放弃。他带着家人迁居青岛，住在德国租界的一栋别墅里，这里聚集着不少前清遗老，他们常在此聚会，商议“复号还宫”之事。溥伟自视“恭王”身份，被遗老们推为核心，他常说：“太祖爷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我等岂能因一时挫败便认输？”
1913年，溥伟联络蒙古王公，计划在内蒙古举事，却因消息泄露而失败。1916年，他又参与张勋的复辟活动，跑到徐州劝说张勋：“公若能复清，便是再造社稷之臣，青史留名！”张勋被说动，于1917年率军入京，扶持溥仪复辟，溥伟兴冲冲地赶回北京，却发现张勋只给了他一个“理藩院尚书”的闲职，大权尽归张勋之手。他气得质问张勋：“公忘前言乎？”张勋却笑道：“静泉，稍安勿躁，朝廷自有安排。”这场复辟闹剧仅维持十二天便宣告失败，溥伟狼狈逃回青岛，从此与张勋结怨。
在青岛的日子，开销巨大，仅靠变卖恭王府的产业度日。赫舍里氏心疼不已，劝他：“王爷，咱们守着剩下的家底，教孩子们读书，安稳度日不好吗？”溥伟却瞪着眼：“妇人之见！我是恭王，大清一日不复，我一日不得安宁！”他开始频繁与日本方面接触，希望借助外力复辟，甚至答应事成后将东北的部分权益让与日本。
赫舍里氏得知后，与他大吵一架：“你忘了祖父怎么评价倭寇的？‘豺狼成性，借其力如饮鸩止渴’！你要做千古罪人吗？”溥伟被戳到痛处，挥手打了她一巴掌，这是他第一次对她动粗。赫舍里氏捂着脸，泪水直流：“我算看透了，你不是要复清，你是被权力迷了心窍！”
此后，两人虽同住一屋，却形同陌路。1921年，赫舍里氏积郁成疾，病逝于青岛。临终前，她拉着长子毓嶦的手说：“别学你父亲，守着本分过日子就好。”溥伟站在床边，看着妻子枯槁的脸，心中第一次生出悔意，却嘴硬道：“你不懂我的志。”
六、居无定所：从青岛到大连的漂泊
赫舍里氏去世后，溥伟的复辟活动并未停歇。1922年，他在日本特务的护送下前往大连，住在“恭王府办事处”（实则为日本军方提供的住所），继续联络遗老和蒙古王公。此时他身边只剩侧福晋他塔拉氏照顾起居，完颜氏因不满他勾结日本，早已回了娘家。
在大连，溥伟的日子过得并不风光。日本方面虽提供资助，却处处监视，将他当作牵制东北军阀的棋子。他时常穿着亲王蟒袍，在住所摆宴招待遗老，席间慷慨陈词，说“不出三年必能复清”，可酒过三巡，看着满座白发苍苍的老者，他自己也难免恍惚——这些人，真能帮他改写历史吗？
1925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辗转来到天津。溥伟闻讯赶去拜见，想与溥仪联手，却因早年与溥仪生父载沣有隙，被溥仪冷淡对待。溥仪身边的郑孝胥等人也排挤溥伟，说他“野心太大，不可共事”。溥伟在天津住了半年，见复辟无望，又返回大连。
这期间，他的子女渐渐长大。长子毓嶦遵从母训，专注学业，后赴日本留学，专攻经济学；次子毓嵂性情刚烈，曾想加入溥伟的复辟活动，被毓嶦劝住：“母亲临终的话，你忘了？”三子毓岏年幼，跟着他塔拉氏在大连读书，对父亲的“事业”懵懂无知。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东北局势动荡。溥伟以为时机已到，在日本支持下前往沈阳，想以“恭王”身份号召东北的满蒙贵族起兵。然而，张学良迅速稳定东北局势，对溥伟的活动严加防范，他在沈阳连像样的集会都组织不起来，只能灰溜溜返回大连。
这次失败让溥伟元气大伤，日本方面见他毫无利用价值，渐渐减少了资助。他不得不卖掉最后一批恭王府的珍藏——包括奕欣当年获赐的“玉如意”，那是他最珍视的物件，卖掉那天，他独自在海边坐了一夜，海浪拍打着礁石，像极了王朝崩塌时的巨响。
七、末路穷途：贫病交加中的落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邀请溥伟前往长春任职。溥伟以为终于等到机会，兴冲冲地赶到长春，却发现溥仪只给了他一个“参议府参议”的虚职，无权无势。更让他难堪的是，溥仪见面时竟以“皇叔”自居，言语间带着疏离：“静泉，你年纪大了，好好休养便是，国事有我呢。”
溥伟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日本和溥仪都想利用又都想提防的棋子。他在长春的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伪满政府每月给的俸禄微薄，连体面的衣服都买不起。侧福晋他塔拉氏不得不靠做针线活补贴家用，三子毓岏因营养不良，十三岁便夭折了。
1936年，溥伟患上肺结核，没钱请好医生，只能躺在简陋的寓所里，望着窗外的积雪发呆。弥留之际，他让他塔拉氏找来那把“白虹刀”，颤抖着握住刀柄，口中喃喃道：“祖父……孙儿……尽力了……”
这年冬天，溥伟在长春病逝，终年五十六岁。他的遗体被运回北京，葬在恭王府家族墓地。送葬那天，只有长子毓嶦、次子毓嵂和几个老仆前来，寒风卷起纸钱，落在萧瑟的墓地里，悄无声息。
八、余音：历史尘埃中的恭王府
溥伟死后，恭王府在1937年被他的弟弟溥儒（着名书画家）以四十万大洋卖给辅仁大学，昔日的王府成了教书育人之地。那些他曾用来复辟的金银财宝、古籍字画，大多散落民间，有的被博物馆收藏，有的则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长子毓嶦后来成了经济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财政部，终生不谈“复辟”二字；次子毓嵂定居香港，经营一家古董店，偶尔会拿出父亲的旧照，对着照片里那个身着亲王蟒袍的青年叹气；三子毓岏早夭，连一张清晰的照片都没留下。
如今的恭王府已成为国家AAAAA级景区，每天有无数游客穿过“福字照壁”，惊叹于府邸的恢弘与精致。导游会指着锡晋斋的紫檀木家具说：“这是恭亲王奕欣的书房”，却很少有人提及他的长孙溥伟——那个在王朝落幕时，抱着复辟迷梦挣扎半生的末代恭王。
溥伟的一生，像一场悲壮的独角戏。他站在新旧时代的夹缝中，以“宗室”的执念对抗历史的洪流，最终被洪流裹挟而去。他的挣扎或许可笑，他的选择或许可悲，但当我们站在恭王府的回廊上，听着风吹过飞檐的声响，仍能隐约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撕裂与阵痛——一个王朝的余晖，一个宗室子弟的执念，都在这王府的砖瓦草木间，渐渐化作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