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五月末的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216号，杜月笙公馆。
时近上午十一点，初夏的阳光已然有些炽烈，透过高大的梧桐树叶，在公馆院内洁净的水泥甬道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影。院中那座气派的中西合璧主楼，在日光下更显巍峨，却也透着一股子难以言说的沉闷。
主楼那两扇厚重鎏金大门，此时被人从里面缓缓拉开。先走出来的是一个年约三十四五岁的男子，身穿一套裁剪合体、毫无褶皱的灰色中山装，领口紧扣，一丝不苟。
他面容削瘦，颧骨微凸，一双眼睛不大，却异常锐利，看人时仿佛带着钩子，能直刺人心底。他嘴唇紧抿，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只有一种长期处于权力核心地带蕴养出来的、不怒自威的阴郁与冷峻。
他，就是戴笠！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常凯申委员长最信任的耳目与利剑之一。
跟在他身后半步，微微欠身相送的，正是此间的主人，名震上海滩的闻人杜月笙。与戴笠的正式刻板不同，杜月笙今日只穿着一身料子普通、略显宽大的蓝色湖绉长衫，脚上是千层底的黑布鞋，打扮得如同一位寻常的教书先生，唯有那双看似平静却深不见底的眼睛，透露出他绝非池中之物。他步履从容，态度谦恭，但那份谦恭之下，是历经大风大浪后沉淀下来的沉稳与分寸感。
一辆车身庞大、光可鉴人的黑色别克Series 90 town car轿车，如同安静的巨兽，早已无声地滑行到门廊前停下。一名身穿同样笔挺黑色中山装、面色肃穆的卫士，动作精准而迅速地拉开了沉重的后车门，垂手侍立一旁。
戴笠在车门前停住脚步，缓缓转过身。阳光照在他灰暗的中山装上，似乎也驱不散那股子由内而外的寒气。他目光再次落在杜月笙脸上，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金属般的质感，字字清晰：“杜先生，《淞沪停战协定》已签，战事算是告一段落。眼下看来，中日之间再次大动干戈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
他顿了顿，话锋如同刀锋般悄然转向，“但是……”
他脸上的肌肉似乎绷得更紧了些，眼神也锐利了三分：“战争虽然平息，可民间的所谓‘抗日’情绪，却依旧如同野火，未曾彻底熄灭。当然，国民同胞们知晓廉耻，体谅中央的困境，不愿政府再陷战火，这本身……是件好事。”
他的“但是”之后的停顿，刻意拉长，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不过，”他继续说道，语气加重，“就怕有别有用心之徒，尤其是那些视国家纲常如无物的赤党分子，利用民众的这点热情，煽风点火，鼓动暴乱，对抗政府，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
他盯着杜月笙的眼睛，仿佛要确认他每一个细微的反应：“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上海滩的稳定，至关重要。还请杜先生务必利用你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尤其是对底层和江湖帮会的掌控力，对赤党分子，以及其他任何可能的不法之徒，严加管束，密切监视！”
他最后一句，几乎是命令式的口吻：“一旦发现赤党分子活动的确切踪迹，不必自行处置，立刻通知特务处上海区负责人翁光辉，由他负责统一部署，实施抓捕！切记，不可打草惊蛇，务求一击必中！”
说话的戴笠，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处长”，但他是常凯申绝对的心腹，手握生杀予夺的特务大权，能量惊人。年初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正是他主导的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与杜月笙的青帮势力合作，组建了所谓的“抗日锄奸别动队”，在暗处与日寇汉奸周旋。
战事虽平，戴笠却从中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杜月笙在上海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以及其麾下号称十余万青帮弟子的庞大潜在力量。如今复兴社草创，百端待举，正是需要借助这类地方强人势力的时候，尤其是用于对付心腹大患赤党。
杜月笙站在车旁，微微垂首，神色郑重，回应得滴水不漏：“戴处长，请您和委员长放心。杜某已经将您的意思，层层安排下去了。在上海滩，别的我不敢夸口，但论到消息灵通，青帮上下十数万弟兄，都长着眼睛，竖着耳朵。赤党分子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收到风声。青帮全体，绝不敢误了党国的大事，定当竭尽全力，维护地方安宁！”
听到杜月笙这番表态，戴笠那张常年如同冰封的脸上，终于难得地扯动嘴角，露出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笑意。那笑意并未深入眼底，更像是一种程序性的认可。他点了点头，语气也似乎缓和了半分：“杜先生深明大义，为党国所做的一切贡献，委员长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好了，公务在身，就不多叨扰了，您留步吧，再会……”
“戴处长，”杜月笙上前半步，语气恳切地挽留，“您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不如就在舍下用了便饭再走？我已经吩咐厨房，准备了几个清淡的家乡小菜。”
戴笠摆了摆手，拒绝得干脆利落：“不了，下午必须要返回南京，要向委员长当面汇报上海的情况。下次有机会，再叨扰杜先生吧。”说着，他再次冲杜月笙微一颔首，不再多言，低头钻进了那辆宽敞但气氛压抑的别克轿车后座。
车门旁那名黑衣卫士动作利落地关上沉重的车门，发出“嘭”的一声闷响。随即，他绕到副驾驶一侧，在车窗玻璃上屈指轻敲了两下。司机得到信号，立刻启动引擎，这辆庞大的座驾缓缓起步，平稳地驶向公馆那缓缓开启的黑色大铁门，很快便消失在院墙之外，只留下一缕淡淡的汽车尾气味道，很快也被初夏的风吹散。
目送着戴笠的座驾彻底离开视线，杜月笙脸上那程式化的、带着谦卑与热络的笑容，如同退潮般，迅速地、一点一点地消失不见，最终恢复成一种深沉的平静，只是那平静之下，翻涌着难以对外人言的波澜。
他并没有立刻转身回屋，而是独自一人，沿着院内那条以卵石精心铺就、两旁栽种着花草的蜿蜒小径，慢慢地、漫无目的地踱起步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他蓝色的长衫上投下晃动光斑，他却浑然不觉。
戴笠此次亲自登门，所谓的“加强监控赤党”固然是题中之义，但更核心、更实质的目的，是在于刚才在密室会谈中，轻描淡写却又不容置疑地提出的那个“特别资助费”的问题。
所谓“特别资助费”，名目好听，实则就是他和黄金荣、张啸林等人一手创办的“三鑫公司”，能够独霸上海滩鸦片生意的“保护费”！
整个十里洋场，上千家大小烟馆，几十万沉溺其中的烟民，所有的鸦片货源、运输、销售，都必须且只能由三鑫公司一家经营。
任何其他个人或势力，若想在上海滩染指这门生意，不仅要面对青帮弟子无处不在的刁难与暴力，更要直面淞沪警备司令部麾下那支“禁烟执法大队”的铁拳查抄！这，就是垄断的力量。
任何生意，一旦形成了垄断，便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就连收粪掏茅房的也不例外！更何况是鸦片这等本就带着血泪的暴利行当？整个上海滩，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里面的利润，如长江大河，滚滚而来，每年何止千万银元？
然而，杜月笙心里比谁都清楚。三鑫公司之所以能在这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将这门生意做到如此明目张胆的垄断地步，靠的绝不仅仅是青帮十余万弟子敢打敢拼的底气。
更深层、更关键的，是来自于国府最高层的默许，或者说，是委员长本人的默许！否则，任凭你青帮势力再大，弟子再多，在真正的国家机器面前，也不过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
天下自然没有免费的午餐。在获得了这张独一无二的“鸦片专卖牌照”之后，杜月笙便极其“识相”地，通过时任财政部长的元老张静江的关系，以“特别资助费”这个心照不宣的名目，每月向南京方面，实质上是向常委员长的特定账户，准时奉上三十万大洋。
这笔钱，他已经雷打不动地交了整整五年。仿佛一条暗处的血脉，源源不断地为某种权力输送着养分。
可是，就在刚才，在那间布置典雅、隔音良好的小客厅里，戴笠端着茶杯，用他那特有的、不带什么感情色彩的语调通知他：鉴于目前国家“抵御外侮、肃清内匪”的艰难时局，开支浩繁，委员长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上海地区“查禁鸦片”的艰巨任务，“全权委托”给更有“经验和能力”的三鑫公司来处理。因此，从下个月起，原先的“特别资助费”停缴。改为由财政部每月向三鑫公司，“合法”征收“禁烟特别费”——三百万元！
三百万元！
不是法币，是白花花的大洋！这比之前三十万银元的“特别资助费”，提高了整整十倍！十倍！
这哪里是什么“委托查禁”？这分明是趁火打劫！是赤裸裸的勒索！是把他杜月笙，把他掌控的三鑫公司，当成了可以随意挤压、取之不尽的钱袋子！
一股混杂着愤怒、屈辱、还有一丝寒心的浊气，猛地堵在了杜月笙的胸口，让他呼吸都为之一窒。他不由得想起，“四·一二”事变之时，他拿出五百万现大洋，倾力全力支持常凯申，稳定上海局势；几个月前的“一·二八”抗战，他又是如何出人出力，组织运输、救护，甚至命令手下弟子组成别动队，配合十九路军在闸北与日寇血战……
他原本以为，这些付出，这些“功劳”，多少能换来一些香火情分，一些实质的回报，或者至少，是相对平等的对待。
可最终换来的，是什么？
不是奖赏，不是安抚，而是变本加厉、近乎杀鸡取卵式的盘剥！
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凉，如同冰冷的黄浦江水，漫过他的心头。他感觉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这股江湖势力，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眼中，或许真的就只是一只……夜壶。
需要的时候，急不可耐地拎过来，解决内急，畅快淋漓；用完了，嫌它臊臭碍眼，便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到床底下最阴暗的角落，甚至恨不得立刻砸碎，以免污了华屋美厦。
如今，“抵御外侮”的急用过了，“肃清内匪”的脏活又来了，于是，他这只“夜壶”就又被想了起来。只是这次，使用他的代价，要高昂十倍。
他停下脚步，抬头望着被梧桐枝叶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深深地、无声地吸了一口气。每个月三百万元的“禁烟特别费”，以三鑫公司目前垄断的利润，倒是能支付得起。
但是，这笔钱缴出去，心里这口气，实在难以咽下！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尊严，是地位，是一种被彻底工具化、而又随时可能被抛弃的恐惧。
可是，能不缴吗？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就被他强行按了下去。不缴？那就意味着撕破脸。意味着三鑫公司将失去来自最高层的默许，意味着青帮将直面国家机器的碾压，意味着他杜月笙在上海滩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切，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个道理，他懂。而且比绝大多数人都要懂得透彻。
就算明知道眼前摆着的是一碗掺着沙子的馊饭，是一坨散发着恶臭的狗屎，为了生存，为了保住现有的基业，他也得硬着头皮，捏着鼻子，甚至脸上还要挤出感恩戴德的微笑，把它一口一口地咽下去！
这就是他的命。是江湖草莽想要登堂入室，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