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一年的秋老虎，比往年更凶些。金城督军署后园的老榆树下，依旧摆着张旧八仙桌，桌上摊着几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常恒一笔一划抄录的字迹，旁边还压着两本线装书——是他“签到”来的，一本讲日军明治维新后的军制改革，一本记着湘军淮军的后勤旧例，纸页边缘都被翻得起了毛。
常恒捏着铅笔，在纸上画着圈，圈里是“粮秣”“弹药”“伤兵”三个词，每个词旁边都打了好几个叉。
常敬之坐在对面，手里端着个粗瓷碗，碗里的凉茶早凉透了，他却没心思喝，只盯着桌上的纸：“剿匪那阵子，据说三营在黑松岭被围了三天，送去的粮被押运的军需官克扣了一半，弟兄们啃树皮撑着；前几年打马家军，炮营的炮弹运到半路，骡子惊了，翻了俩驮子，愣是没人及时报上来，仗打到一半没了弹药——这些事，不是一回两回了。”
常恒“嗯”了一声，炭笔在“人治”两个字上重重划了道杠：“以前总说先顾着打仗，打完了再拾掇后勤，可仗一场接一场，弟兄们的亏也吃了一茬又一茬。上次剿匪回来，卫生队的老周跟我哭，说伤兵太多，没担架，没药品，有个小兵胳膊中了枪，硬生生因为没药发炎死了，死的时候还攥着半个没吃完的窝头。”
他把炭笔一扔，声音沉了，“爹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后勤是军队的腿，腿要是瘸了，再能打的兵也跑不远。”
常敬之和常恒这对爷俩对这些东西，商量了快一个月，从“军需官能不能由主官说了算”争到“粮饷该发实物还是发钱”，才算把个大框架捋顺了。
“就按咱商量的来。”常敬之终于喝了口凉茶，“制度化、现代化、社会化——这三条是根。先把架子搭起来，再让师长们一起琢磨具体的，他们在一线带兵，知道哪儿疼。”
八月初的天，总算消了些暑气。督军署的正厅里，六个师长都到齐了。李宝山师长是跟着常家从陇东打出来的老底子，胳膊上还留着剿匪时的疤；马师长是收编的本地队伍，熟甘肃的地形；剩下几个，有留过洋的，都是行伍出身的，此刻都坐在长凳上，看着桌上摊开的“后勤整顿章程”草案，脸上神色各异。
常敬之站在厅中央，没绕弯子，开门见山：“今天把各位叫来，是说后勤的事。剿匪那阵子，谁的部队没受过后勤的亏？李师长，你三营被围，粮被克扣；马师长，你上次追土匪，通信兵跑断了腿，消息还是迟了半天——这些事，不能再忍了。”
李宝山师长瞬间会意站起身，粗着嗓子应道：“督军说得是！以前那军需官，多是主官的亲信，虚报人数吃空饷的，克扣粮秣的，哪样没有！咱们的情况还是算好的”
“所以第一条，制度化。”常敬之指着草案，“后勤系统要从‘人治’改成‘制度治’，先设个独立的军需署，专管这事。人事上，军需官的任免，归军需署统一说了算，不受部队主官干预——就像奉军去年整顿那样，不让主官把军需当成自家后院。”
这话一出，底下有师长皱了眉。马师长出了头他必须做这个刺头迟疑道：“督军，军需官不由主官管，万一他不听调遣咋办？”
“听制度调遣。”常敬之答得干脆，“粮饷分离：粮秣按实有人数发实物，派专人盯着卸车、分拨；柴菜发代金，让弟兄们自己买新鲜的；军饷由军需官点名发放，一人一签字，谁也别想虚报冒领。不能出现一个营官，报了三百人，实际只有两百五，多领的粮全运回家了——以后再敢这么干，军需官先摘帽子，主官连带受罚。”
他顿了顿，又道：“再设兵站系统。以后不管打仗还是行军，从金城到前线，设一级兵站、二级兵站，分站管粮秣，派出所管伤员转运。就像南边后来搞的那样，集团军到师、团，一级级往下补，弹药、粮食、药品，都从兵站走，谁缺了就往兵站要，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各跑各的，乱成一锅粥。”
马师长听着，猛拍了下大腿：“好！要是早有这兵站，黑松岭那回，我也不用让弟兄们啃树皮！”捧得一手好哏。
“第二条，现代化。”常敬之又指向另一页，“交通、通信、医疗、军械，得跟上。以前步兵团就只管打仗，伤了人没人抬，弹药没人运，不行。以后步兵团设担架排、通信排、输送排；炮兵营设弹药队，专门管炮弹；工兵营设输送队，修路、运东西都归他们。师里设野战医院，配医生、药品，再设修械所，枪坏了能修，炮弹哑了能拆——总不能枪打不响了就扔，伤兵躺地上没人管。”
这话戳中了不少人的心事。留过洋的王师长叹了口气：“上次我带的兵，有个机枪手，枪卡壳了，愣是没人会修，眼睁睁看着土匪跑了。要是有修械所，哪会这样？”
“通信也得改。”常敬之接着说，“以前靠通信兵跑腿，遇上大风沙、大雪天，消息根本送不出去。以后团以上单位设通信队，配无线电——咱先从省城开始，慢慢往各师配。再建军邮，弟兄们的家信、命令传达，都走军邮，快且稳。交通方面，设个交通队，专门修公路、护铁路，战时军运归他们调度，别再让弹药翻在半路上没人管。”
说到这儿，他看向几个师长：“这些都是要花钱、花力气的，但必须做。弟兄们在前线拼命，咱得让他们知道，后面有靠山。”
“第三条，社会化。”常敬之翻到最后一页，“打仗不是军队自己的事，得让财政、工业、老百姓都帮着撑。财政上，先定个统一的饷章，官多少、兵多少，该发多少饷，明明白白列出来，再做军费预算，省得瞎花。湘军以前搞‘厚饷+半饷’，平时发半饷稳住人心，打仗发全饷，咱也能学——饷银给足了，弟兄们才肯卖命。”
“可甘肃穷啊。”李宝山师长犯了难，“财政就那么点钱，又是设军需署，又是买无线电，哪来的钱？”
“这一点省政府会全力配合我们。”常敬之早有准备，“设个战时财政委员会，我让商团长带人亲自监督。把省府的财政、民间的商队都拢进来。发行军需债券，让士绅、商人认购，以后连本带利还；军粮不够，让地方按田亩摊派，但不能强抢，给足粮价；民间力量也得用起来，上次剿匪，有老乡给咱带路、送水，以后可以组织运输队、救护队，给他们记功、发赏——打仗是为了护着他们的家，他们自然愿意帮衬。”
他指着桌上的军工厂资料：“军械方面，咱甘肃没大兵工厂，先把甘肃机器厂(1923年时设备虽简陋，但已能月产步枪约500支、手榴弹约2万枚）扩一扩，能修枪、造子弹就行。武器弹药，国内能买就买，国外能订就订，打仗时缴获了敌人的，也得捡着用——不能死等着别人送。”
六个师长凑着头，把草案翻来覆去看，从晌午议到傍晚，从粮秣的斤两争到兵站的选址，有争执，有补充，却没人再提“没必要”。王师长师长摸着胳膊上的疤，说：“督军，就按这个来！哪怕先从一个师试，试成了再推广！”
常敬之看着他们，心里松了口气。窗外的日头落了，余晖透过窗棂，照在草案上，那些字迹像是活了过来。以前总觉得后勤是杂事，可真把框架搭起来，才发现这是撑住军队的骨头。
“那就这么定了。”常敬之把草案收起来，“军需署下周就挂牌，兵站先在兰州、平凉设两个试点，担架排、通信排，各师半个月内配齐。有困难随时找我，咱一步一步来。”
师长们散了，厅里只剩下常敬之和常恒。常老爹拿起草案，指尖在“制度化”三个字上摸了摸：“以前总说天下的事难，其实难的是没个章法。现在章法有了，哪怕慢些，总能走顺。”
常恒附和着点头，看向窗外的暮色。远处的军营里，传来了吹号声，是晚点名的号声。
常敬之想起那些战时运输不利导致啃树皮的弟兄，想起那个攥着窝头死的小兵，心里慢慢热了起来。
后勤这摊子事，是难，可只要能让弟兄们少受点罪，能让军队站得更稳，再难也得干。
就这样，把后勤问题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