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效仿孙传庭在陕西的策略，暂避锋芒，依托城池和有利地形及挖掘的壕沟进行防御，拖延时间，消耗夏军锐气，同时加紧整合内部力量，等待时机。
方孔炤最终采纳了这一相对保守的策略，因此湖广各镇明军便主要专注于各自的防区，缺乏统一的机动策应。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崇祯皇帝与清廷议和结盟的决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圣旨传达至湖广，引发了新一轮的混乱和调整。
其他行省奉命调往湖广的官兵、湖广境内自身兵马的重新调配、以及支撑大规模作战所需的海量粮草辎重的筹集转运，这些庞杂的事务都需要时间。
因此负责长江流域运输协调的长江水师总兵黄蜚，早已忙得脚不沾地，各种调度命令与实际运力之间的矛盾、地方势力的掣肘，都使得明军的集结效率大打折扣。
刘心全的性格则更为务实果决，他不想过多纠结于明军为何行动迟缓的原因。
他的手指在舆图上重重一点，落在了四川与湖广的连接处，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我们此前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封锁湖广与外界的联系，重点在于隔绝湖广与河南的通道，阻止湖广的粮草输往河南，干扰孙传庭的练兵和新政推行。
这个战略大方向不能动摇，但目前我们在湖广的兵力，若要维持对归州、郧阳等新占区的控制，同时执行进攻、驻防、封锁任务，并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批明军，显然捉襟见肘。”
他环视在场将领，继续说道：“因此，我建议，立即向大王上书，请求将已有八个月训练时间的新编第六镇，调往四川，接替驻防任务。
同时，将目前驻守四川的第三镇所属两个协，抽调出来，紧急调往湖广前线。
如此，加上我们现有的水陆兵马，在湖广我们便可集结起超过七万人的力量。
有了这支兵力，无论是固守要点，还是主动寻歼敌军主力，我们都将拥有更大的主动权，足以应对任何挑战。”
邓祖禹沉思片刻，补充道：“第六镇虽成军不久，缺乏实战经验，进攻或许尚显稚嫩，但依托四川险要地形和既设营垒进行防御，问题应当不大。
不过，此事关系重大，涉及整个西部防线的调整，最终决断，还需看兵部和大王从全局角度的考量。
我们能做的，就是将此项建议连同湖广的实际情况，详细呈报朝廷，请大王圣裁。”
对于主动攻取与河南接壤的州府可能面临湖广与河南明军两面夹击的风险，在场的将领们反而无人特意提及。
道理很简单，即便大夏不主动去攻占这些州府，一旦明军完成集结，来自河南方向的威胁依然存在，同样是两面夹击。
与其被动等待夹击形成，不如主动创造战机，掌握战场节奏。
邓祖禹接着提出了两个具体的作战方案，供刘心全抉择。
他指着舆图上与河南接壤的黄州府、德安府、襄阳府、均州、郧阳府这一线，说道：“我有两个策略，一为被动，一为主动。
被动之策，便是我军在稳固占领郧阳和归州后，主力按兵不动，以这两处为支点，构筑防线，等待明军来攻。我军则凭借工事和火力寻找与敌决战的机会。
否则，若我们贪多嚼不烂，分兵去占领所有与河南接壤的州府，只会导致兵力分散，处处薄弱，易被敌人逐个击破。
此策优点在于，我军可节省兵力，避免长途跋涉的劳累，并能利用预设阵地最大化火炮优势。”
随后他手指重重指向舆图中的襄阳说道，“但其致命缺点在于，将主动权交给了敌人，尤其是襄阳府，此地乃南北通衢，物产丰饶，若明军据守襄阳，凭借其强大的转运能力，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河南获得粮草和兵员补充。
一旦他们识破我方意图，采取固守不战的拖延策略，只是派兵牵制我军于湖广，那么我大夏在四川、陕甘宁等其他方向的防守压力将会骤增，于全局不利。
所以主动之策则是反客为主！进攻襄阳，进攻前，我们可以故意放出风声，制造我军即将大举进攻襄阳的态势。
襄阳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明军绝不敢轻易弃守，如此一来，极有可能逼迫湖广明军主力，乃至部分河南援军，不得不集结于襄阳地区，与我军进行决战。
我军若能抓住机会，在野战中利用火炮和训练优势，一举将其主力打残，甚至歼灭，那么湖广战局便可基本奠定。
至少，能确保这股明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再对我军构成实质性威胁。”
邓祖禹进一步分析了选择此时进攻襄阳的可行性：“况且，眼下才至三月，距离夏粮收获还有一段时间，市面上流通的粮食，除了那些囤积居奇的士绅大户手中，并无太多富余。
而这些士绅商人，无利不起早，大明官府平日里收购军粮的价格也就在市场价徘徊，难以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拿出大量存粮。
因此，短期内，通过襄阳北运河南的粮食数量有限，我军此刻行动，对阻断粮草的战略目标影响相对较小。”
说完两个方案及其利弊，邓祖禹将目光投向刘心全，等待他的最终决断。
虽然两人同为总兵，但刘心全是张行亲自任命的湖广前线最高指挥官，统筹战时一切军政要务，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刘心全目光凝视着舆图，特别是襄阳那个枢纽点，沉思了约莫几息的时间，迅速权衡利弊。
无论是为了地方上的安稳，还是为了防备明军可能发起的进攻，新占领的归州、郧阳等地都需要分兵驻守。
如果再将战线拉长，去占领更多与河南接壤的州府，需要派驻的兵力将会成倍增加。
这不仅会严重削弱大夏军的进攻能力，甚至在防守上也会陷入兵力分散、首尾难顾的困境。